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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犯了罪過。”⑦

毛澤東十分警惕這種危險的傾向，並在實際工作中同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明確的鬥爭和必要的預防。在中央常委會討論中共是否參加政府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只是聘請個人參加而不宣佈執行抗日綱領，我們不參加”⑧。根據毛澤東等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只有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轉變為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時候”，中共才能參加⑨。毛澤東還對隴東等地出現的對國民黨無原則退讓⑩，對全國各界聯合會常務委員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號召，多建議”的主張，提出批評，糾正各根據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現的遷就傾向。對山西的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參加任何倒閻的陰謀活動，但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⑾。“‘獨立自主’之實行，須比較過去‘進一步’”，我們的計劃要放在他們不答應不兌現不可靠時還是能夠幹下去這樣一個基點上⑿。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當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看法。

他在報告一開始就提出“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接著說：“我們贊助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抗戰，即使是片面的抗戰。因為它比不抵抗主義進一步，因為它是帶著革命性的，因為它也是在為著保衛祖國而戰。”但是，“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它不是群眾戰爭。”毛澤東強調指出：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

他在這個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他先提出了“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的任務。他是這樣分析的：“關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左’傾機會主義，即關門主義。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還沒有抗日的緣故。”“在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

毛澤東在報告中，把洛川會議等醞釀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根本性問題，以更加明確具體的語言提了出來：“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他明確地得出結論：“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接著，他又提出：“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他說：“這個傾向在現時是發生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中。”那就是指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集團。毛澤東提醒大家：“一般地說來，他們之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是為期不遠的。”“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地反對民族投降主義，並且在這個鬥爭中，擴大和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和轉變。”⒀

向黨的活動分子所作的這個報告在黨內引起很大的震動，並收到了成效。這個報告後十多天，王明從蘇聯回國了。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後一直留在共產國際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這一次，他是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的。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產國際的關注。當時，蘇聯正面對著納粹德國來自西面的嚴重威脅，十分擔心日本從東面向它發起進攻，使它陷於兩面作戰的困難境地，十分希望中國的抗日戰爭儘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軍事力量，減輕它在東面的危機。中國抗戰爆發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會議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建立國共統一戰線，應該積極給予幫助和支援。但是，他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過於隔膜，過高地估計了執政的國民黨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領導的政府和軍隊來抗擊日本侵略軍，因此，生怕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係緊張起來，會使國民黨退出抗日戰爭。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卻成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關心的焦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