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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史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服——包括兩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溼的。”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徵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23）

毛澤東曾經多次同斯諾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向他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外政策。

關於對外政策，毛澤東說：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它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是歡迎外國投資的。

關於抗日戰爭的前途和戰略方針，毛澤東說：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不僅僅是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東三省是必須收復的。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樣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方針。

毛澤東著重談判：面對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策正在相應地作出重大變動。他說：在整個中國正面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只限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的志願，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

針對有些人惡意地把中國共產黨說成是莫斯科在華代理人的攻擊，毛澤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國際不是一種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之外，並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它只能為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

當斯諾在蘇區進行了兩個多月考察後，九月下旬，毛澤東又同他談了聯合戰線問題。在解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為什麼要改變時，毛澤東說：第一是日本的嚴重侵略，如果不同國民黨合作，我們對日抗戰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二，中國民眾和許多愛國的官員都渴望國共兩黨為抗日救國而重新合作；第三，國民黨內的許多愛國分子也贊成同共產黨重新聯合。為了實現這一聯合，一定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給予民眾以民主權利；（三）發展國民經濟。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並不反對現在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應斯諾的再三請求，毛澤東還向他詳細談了自己從童年到長征的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

斯諾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蘇區採訪獲得的豐富材料寫成書寄到英國，在倫敦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並且很快被譯成十多種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產生了相當轟動的效果。以後，也被譯成中文，用《西行漫記》的書名出版，在中國國內產生廣泛的影響，使眾多的人們瞭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