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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禮”。

戰役結束後，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作了《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取得這次戰役勝利的原因是：“一、兩個軍團的會合與團結（這是基本的）。二、戰略與戰役樞紐的抓住（葫蘆河與直羅鎮）。三、戰鬥準備的充足。四、群眾與我們一致。”④報告還提出，在新形勢下，對待俘虜軍官採取一律不殺和優待釋放做法，既搞下層統一戰線也搞上層統一戰線。這是針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主張只搞下層統一戰線、不搞上層統一戰線來說的。

會後，毛澤東會見徐海東。先同他談了當前敵人動向和我們將採取的對策，然後詢問部隊傷亡和傷員安置的情況，要他好好組織部隊休息，讓戰士們都洗洗腳。當聽他講到在鄂豫皖根據地搞的肅反中還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沒有作結論時說：這些同志都跟著長征一路過來，吃了許多苦，為什麼還當作反革命？要立刻給他們摘掉嫌疑犯的帽子，黨員恢復黨籍，團員恢復團籍，幹部要分配工作，還要徐海東親自去解釋，安慰他們。徐海東回憶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個被冤枉的同志宣佈了恢復他們的黨團關係。三百多個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淚。從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實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還要被冤枉多久呢！”⑤

毛澤東在前線緊張地指揮作戰的同時，十分關心剛到後方瓦窯堡的中共中央機關的工作。當張聞天來電向他徵詢改變對富農政策的意見時，他覆電表示基本同意，同時也提出，當鬥爭發展，貧農、中農要求平分富農土地時，黨應贊助這一要求。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分壞田的原則是不對的，但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在蘇區尤其在南方蘇區也是不對的。在土地問題上，對富農策略同中農應該有一點區別。⑥

毛澤東更關注的是陝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他和周恩來、彭德懷從前線致電張聞天、博古，請他們詳細考察這方面的實際情況，並且肯定地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要糾正錯誤，但處理要慎重，要有利於領導層的團結。中共中央決定：由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張雲逸、郭洪濤負責審查這個“案件”。

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等從前線回到後方的瓦窯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一起，聽取五人小組關於審查劉志丹等“案件”情況的彙報，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釋放。王首道回憶說：“毛主席還號召全體幹部、軍民進一步加強團結，一致對敵。毛主席的指示和劉志丹等同志釋放的訊息傳出以後，廣大軍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熱烈歡呼：‘劉志丹同志得救了！’‘陝北得救了！’”⑦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和陝北肅反擴大化問題的糾正，使陝甘革命根據地原來面對的兩個最緊迫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使中共中央能夠在這裡站定了腳跟，能夠獲得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來考慮和處理許多帶全域性性的問題。

一九三五年，中國整個時局發生巨大的變動。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加快了他們企圖獨佔中國、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的步伐，並且把矛頭進一步指向華北，使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這一年，國民黨政府先後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達成“何梅協定”等，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量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但日本帝國主義並不因此罷手，反而更加得寸進尺，發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企圖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島三個特別市脫離中國政府管轄，由它直接控制。這就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開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為了推進抗日救亡運動，在十一月十三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毛澤東在二十五日發表對《紅色中華》報記者的談話，重申“蘇維埃中央政府願意與國內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反蔣的作戰協定”，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求中國領土的解放和完整。

隨著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毛澤東冷靜地看到：集結在陝甘蘇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軍二十個團是楊虎城指揮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進步思想，過去同共產黨和一些黨員有過友好關係；東北軍六十個團雖是“圍剿”軍的主力，他們在東北淪陷後背井離鄉，流亡關內，不願意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