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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無論處於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裡最重要的,是儲存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他還著重地指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在“運動戰”中,他寫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說來,凡不孤立而佔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裡。”
在“殲滅戰”中,他寫道:“‘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對於幾乎一切都取給於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擊潰戰,對於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包圍迂迴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樣才能學會正確地指導戰爭?毛澤東有一句名言:“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
這裡,毛澤東特別強調主觀和客觀的一致。在指導戰爭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極其重要的:“學習戰爭全域性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為這種全域性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他所說的“用心思去想”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和客觀的實在情況相符合。他寫道:“為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這裡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
毛澤東詳細地描述了一個軍事家正確地指導戰爭時的整個認識過程: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澤東在這裡敘述的認識過程,實際上已超越軍事科學的範圍,而具有一般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它同以後《實踐論》中的論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形成的重要標誌。它以對中國國情的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為深厚根基,以實踐為主要源泉,充滿著實事求是的創造精神,具有鮮明的中國氣派和特色。中國革命戰爭長時期內是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中進行的。陳毅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中曾作過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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