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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47）

抗戰爆發後，毛澤東花了很大力氣，親自來抓這項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復被打散的組織，尋找舊的關係；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開辦各種型別的學校，來培養各方面的幹部。

那時候，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呼喚下，大批愛國人士，特別是知識青年經過長途跋涉，歷盡艱難，從全國各地紛紛湧入延安。為什麼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艱苦的延安會對要求抗日的人們產生這麼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這樣說：盧溝橋事變時“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裡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是這樣走掉了。”“我們中間的許多人，都覺得頂好只有向第八路軍學習。延安的領袖們有偉大的政治經驗，而且特別精於游擊戰術和民眾運動。我們到西北來學習這些東西。”（48）

一走進延安，許多人立刻看到一個充滿生氣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種真摯而平等的新的人際關係，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攝影家吳印鹹回憶道：

“深厚堅實的黃土，傍城東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聳入雲的古寶塔，以及那一層層，一排排錯落有序的窯洞，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鮮。特別是這裡的人們個個顯得十分愉快，質樸，人們之間的關係又是那麼融洽。我看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嘮家常，談笑風生。”“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9）

毛澤東非常珍視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人，把他們看作革命隊伍中的新鮮血液，提倡開辦各類學校，把他們培養成各方面的專門人才。他常常說：“出人是要緊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措施。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親自領導開辦的學校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青年幹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等。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專門培養抗日軍事政治幹部，是延安最有影響的學校。它的前身是“中國抗日紅軍大學”，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簡稱“抗大”。抗大的學員，一部分是從部隊中抽調的紅軍軍政幹部；一部分是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知識青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學校選調了一批經歷過戰爭考驗、具有軍事或政治工作經驗的幹部到校工作，如劉伯承、林彪、羅瑞卿、徐向前、張際春、滕代遠、何長工、李井泉、彭紹輝、許光達、莫文驊、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時，又從大後方請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學者到抗大任教。毛澤東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共產黨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緊抓好。

毛澤東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都被列為抗大的必讀教材。

毛澤東和黨中央一些負責人，經常為抗大講課。毛澤東後來回憶：“那時我可講得多，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他講課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政治、軍事、哲學、歷史等，其中主要是談戰略問題。毛澤東強調要“提高戰略空氣”。他說：“只有瞭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當的安置小東西。即使當個排長也應該有全域性的圖畫，也才有大的發展。”他要求學員們在政治上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在軍事上要努力學習軍事理論，這些都是戰略問題。

有一個學生在畢業後給毛澤東寫信說：“過去未到這裡以前，在外邊（指非特區）看過很多的書報雜誌，五花八門，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著方向。但是到了這裡以後，就學到了中國社會性質是什麼，知道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毛澤東看後非常滿意，認為他所學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點”（50）。

每當抗大舉行開學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在學校裡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毛澤東常常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毛澤東的講話有很強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