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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40）

這段論述是毛澤東從親身經歷中國革命失敗的痛苦教訓中，從同黨內各種錯誤傾向進行的鬥爭中得出的重要結論。他提出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論斷是他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它不僅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對後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都有深遠的意義。

會議進行過程中，廣州、武漢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繼淪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兩天，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結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

他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用長期合作支援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鬥爭服從於今天抗日的民族鬥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他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說：“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關於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從中國歷史的角度進一步強調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因此，“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41）

他在結論中還說：“團結的要點是政治上的一致。此會上一切主要問題無不是一致的，這就保證了全黨的團結。”由於這些主要問題上的是非已經分清，毛澤東對十二月會議以來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著重用正面說理的方式來進行總結。

對王明本人，毛澤東採取溫和的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毛澤東說：王明在全會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42）後來，毛澤東對這樣對待王明問題做過解釋：“在六中全會的檔案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麼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43）

對歷史上處理幹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毛澤東提出“應予平反”，沒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說：對蕭勁光公審和開除黨籍是“豈有此理”；對瞿秋白、何叔衡等的處罰“皆不妥當”；對周以慄、餘澤鴻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打擊是不對的，對鄧小平的打擊“亦應取消”；對陳毅、曾山、張鼎丞等所受的批評、處罰“皆應取消”；羅明路線除個別人外，被處罰者應“宣告無罪”；四方面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與張國燾有區別；博古、羅邁只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44）

會議透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干擾。全會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後。

毛澤東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在會上的發言中說：“領袖是長期鬥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鬥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45）

在抗日戰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重要歷史時刻召開這個會議，取得這樣的成果，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毛澤東後來在黨的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46）。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與持久抗戰的需要，抗日前線和迅速擴大的各抗日根據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幹部去開展各項工作。但現有的幹部隊伍，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要。這就把迅速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的任務，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又一個異常突出的大問題。

毛澤東比較早就意識到這項工作的緊迫性。抗戰爆發前夕，他曾向全黨呼籲：“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