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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之一，“日本是神庇佑的國家”、“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儘管今天的日本人已很少會對諸如此類的傳說深信不疑，但因這些傳說而生的自大心態卻滲透在他們的血脈裡融進了他們的民族性格。

二戰後，前聯邦德國總理向猶太人下跪謝罪，並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紀念碑前獻上花圈，代表自己的國家為德國法西斯犯下的罪行道歉。相比之下，日本至今都極力推託戰爭責任，不停地在歷史教科書中粉飾其過去的罪行，甚至要將南京大屠殺一筆勾銷。每遇到認真反思歷史的日本人，“愛國心切”的日本右翼就會大呼“自虐史觀”禍國殃民，似乎只要堅持不承認，犯罪事實就會自動消失。

在近代，日本是亞洲唯一一個沒有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國家。在當代，日本經濟的強勁世界共睹。在部分日本人心中，日本比亞洲其他國家“高貴”甚多，向“低等”的亞洲人道歉，是莫大的恥辱，必將大大損害日本國威。

有“日本伏爾泰”之稱的福澤諭吉在他頗為自豪的《脫亞論》中極力主張日本要和中國、朝鮮等“野蠻國家”劃清界限。東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加藤弘之曾將世界人種分為三六九等，歐洲人是“上等人”，而在亞洲“下等人”中，唯有日本人是和歐洲人一樣的“上等人”。類似的理論在今天看來荒謬不經，但對日本人的影響卻深之又深。

站在人性的角度思考，侵略他國、踐踏人道，肆意燒殺的日本人未必不知道自己在犯罪。日本人有罪惡感，銷燬罪證，百般抵賴就是其有罪惡感的最好證明，沒有人願意負罪前行。西方人透過反省自我，淨化靈魂，洗滌罪惡；而迫切渴望擺脫舊罪惡的陰影，希望能自信滿滿地站在全世介面前的日本人則選擇了用“遺忘”這種方式消除罪惡。對他們來說“心外無物”，什麼時候將罪行遺忘得一乾二淨，什麼時候便無需再受罪感地糾纏。讓他們懊惱的是，那些飽受他們傷害的國家，總是執著地將罪行擺到他們面前，讓他們無法遺忘。

反思、懺悔本是洗脫罪惡感的最佳途徑，但在深信“道歉是恥、懺悔是恥”的日本人看來，絕沒有反思、懺悔的可能。因此，擺脫罪惡感的唯一辦法，就是篡改歷史，拒不認錯。

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知恥不知罪”。不管她對日本恥文化的研究是否尚存在爭論，這句評價都極精準地勾勒出日本人的性格。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說，和西方的罪文化不同，日本的文化是恥文化。罪文化強調自律，恥文化強調他律。罪文化下的人不會顧及他人的評價，但他們會自覺地將社會規則作為自己靈魂的一部分，無條件地遵守。一旦違背了這些規則，他們無需他人評判就會自認有罪，虔誠地懺悔，因此，罪文化下的民族多有很強的自律性。既然更強調自律，相對忽略外界評價，罪文化下的人總是堅定地做自認為對的事，他們不喜歡自由和個人權利受到他人的阻撓，同時亦不會干涉別人的生活方式。“這是我的自由”、“我為我自己而活”是他們的口頭禪，也是最讓他們自豪的地方。

但在“恥文化”的氛圍下，個人是高尚還是卑賤，行為是否正當，都要由別人評判。來自於他人的評價體系總是相對的，不固定的，這就讓日本人缺乏固定的善惡觀，而是時刻以他人的看法為參照，儘可能讓自己的行為為他人接受。他們會為他人的好評價備覺欣慰，為他人的壞評價感到恥辱，他們對恥的敬畏超過了對罪的恐懼，他們用“是不是恥”來衡量他們看到的事物，思考著自己的言行。如果正義善良的行為和外在的評價體系發生衝突，他們多會放棄伸張正義；如果邪惡暴戾的行徑得到認同，他們就會果斷地大行不義。在畏恥而謹言慎行的日子裡，他們漸漸遺忘了恥文化建立的初衷：集社會輿論之力，懲惡揚善。

建立在罪文化上的民族崇尚人的個性、自由，而建立在“恥文化”上的民族則格外團結，其社會中人都會自覺地向看不見卻又無處不在的他人評價體系看齊，並願意為此犧牲自我。因此，一旦這個評價體系傾向於惡的一方，整個民族就會毫不猶豫地做起惡事。如果其中哪個人因良心不安拒絕為惡，他就會被社會孤立，甚至遭受社會的嚴厲懲罰，恥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遠遠高於了罪。

南京大屠殺時的日本士兵，以殺戮平民為榮，不殺的就會被大家看不起；今天的日本右翼以承認罪行為恥，承認罪行的就會被他們大肆攻擊。而一旦“以承認罪行為恥”上升成全社會的普遍意識，誰也不能保證日本不會再次走上侵略他國的老路。

兵家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了方便戰後美國製定對日政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