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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為了立足於現實，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虛構的義理排除在外。事實上，文學藝術恰恰是對現實生活的高度提煉，把文學作品、歷史故事當作研究義理的第一手資料已經是近代義理研究者慣用的研究方法。況且，正如姬岡勤所說，若想通透地瞭解義理，就必須把眼光對準全盛期的義理。在義理的全盛期，文學藝術中有大量反映義理的內容。

義理是別具日本特色的規範，又並非日本近代獨有。剛接觸義理的人往往不知如何下手，它看起來是那般繁雜模糊，無處不在，總是現身於細瑣又毫無關聯的事物中；它自成一體，充滿矛盾，無論怎樣隨意的解釋都說得通，無論怎樣深刻的研究都摸不透；它像散亂無序的拼圖，讓人絞盡腦汁也拼不出渾然一體的圖案，但一旦將它和恥辱聯絡起來，就會驚訝地發現散亂的原有體系，矛盾的也有契合之處，可見義理和恥辱遙相呼應。嚴格來說，雖然恥辱和羞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卻都是試圖將個體的自律性和社會的共存性合而為一的制裁方式。

除了有賀喜左衛門的“義理是一種規範”外，津田左右吉等人主張的“義理意氣說”、據下出隼吉的“義理是為了體恤他人”的觀點以及“善意交換說”、“義理交際說”，都試圖對義理的特質進行規定。雖然從表面上看，強調因利己而生的“意氣說”和著重利他的“體恤他人說”相互對立，但二者都體現出個體自律性和社會共存性間的矛盾以及人在這種矛盾中的尷尬處境。

江戶時代才華橫溢的小說家井原西鶴的作品《西鶴諸國奇聞》完成於1685年，這部小說主角就是頗講義理的武士，井原的描寫形象生動地勾勒出江戶武士的性格，其中一篇名為“大年夜對不上賬”的故事尤其有趣。

原田內助是一個經濟拮据的浪人，當醫生的義兄送了他10個金幣助他過年。興高采烈的內助連忙叫上同是浪人的好友和自己一起分享10個金幣的喜悅，在家中大擺宴席，並當著所有人的面出示了金幣，藉此顯示義兄的慷慨。宴席結束後，再清點金幣卻忽然發現少了1枚，為了避免友人尷尬，內助連忙說是那1枚金幣是自己先前花掉的。客人們自是不信，紛紛叫嚷著搜身檢查，不把那枚金幣找出來誓不罷休。為了表示清白，大家都自動掏口袋，抖衣服。

巧合的是，在座的客人中剛好有一位帶著金幣來赴宴，他只好決定用自刎的方式洗脫嫌疑，大家只好手忙腳亂地安慰他。就在這時，有客人在角落中發現了1枚金幣，大家這才安下心來，可偏偏沒幾分鐘，內助的妻子又在先前存放金幣的盒蓋內層發現了1枚金幣。金幣一下子變成了11枚，多出來的那枚，明顯是某位客人為了化解金幣丟失風波悄悄放上去的。沒有人承認那枚金幣是自己放的，內助只好將所有的金幣都放到院子的洗手盆裡，讓客人一個一個地回去了，那多出來的1枚金幣就在不知不覺中被它的主人拿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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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恥與義理（3）

通篇故事中沒有出現一個“義理”之類的詞，井原只是在目錄中作了“義理”的標記，表明這是一個與義理有關的故事。原田內助雖窮，卻仍然為武士的出身自豪，他不願意因為1枚金幣隔閡了和同伴的友誼，傷害同伴的自尊，甘願承擔1枚金幣的損失，謊稱被自己花掉了。內助的客人們也都是講究義理的武士，他們像內助一樣，重視武士的體面，在與人交往時，既要維護自己的尊嚴，又要顧及同伴的感受。

對武士身份的自豪，讓內助和客人們竭盡全力地維護自己的武士形象，恪守武士之道，這剛好印證了津田左右吉等人的“義理意氣說”，出於對武士形象的自豪和固執，武士們需要挽回面子，於是才在沒有人逼迫的情況下要求搜身、自殺或者自掏腰包，甘願拿出1枚金幣彌補主人的損失。“義理意氣說”認為，所謂義理，就是為保全自己面子的動機激發的，在那些為自己身份自豪的人眼中，無論世事變化多快，都必須確保自己的言行時刻和身份相符，不辱尊嚴，以滿足社會的期待，義理也正以這種方式強化著人的自律性。

在這個故事中，將金幣悄悄放到盒蓋裡的武士不僅想保住自己的面子，避免被懷疑成偷金者，還想保住真正拿了金幣的人，挽救他人的面子——儘管後來真相大白，發現沒有人偷金幣——他也由己及人，知道夥伴們也會為被看作是偷金嫌疑者而懊惱。有同情心也是一個高尚武士應該具備的情操，也沒有人會拒絕被當成有同情心之人。而所謂人情，正是出於這種體恤他人的心情，所以據下出隼吉的“利他式”義理說和人情互為表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