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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認為，人的能力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是不同的，必然有一些在某方面很有才能的人卻難以學會那種企業家式的能力，讓他們因此陷入困境肯定是一種不公正。但是，只要我們堅持市場經濟，這種情形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市場經濟只承認在市場上得到實現的價值，這一條不能改變，否則就不是市場經濟了。除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根據以上的思考，我覺得應該修正我對企業家式的能力的成見，對之也持肯定的評價。具體到文化人，無論作家、學者還是藝術家，都要有市場意識，善於為自己的產品爭取好的效益，應該把這看作一種正面的能力，一種對自己的命運負全責的積極的態度。不過，我的修正不是無條件的，我仍堅持兩個信念。第一，如果說企業家式的能力是善用自己能力的能力，那麼，前一個能力是前提，然後才談得上善用它，首先必須創造出好的產品，然後才有推銷的資本。而且，在兩種能力中，我仍認為前一種比後一種價值更高，因為真正的文化價值是靠前者創造的，後者的作用只是傳播業已創造出的文化價值和獲得世俗的成功罷了。所以，有傑出才能的文化人仍應專注於自己心靈所指示的創造方向，犯不著迎合市場去製造水準較差但銷路更好的產品，為此承受相對的貧困或寂寞完全是值得的。事實上，無論何處，最好的作品都不是最暢銷的，最暢銷的往往是市場嗅覺特別靈的二三流作者製造的產品，我們對此應當心平氣和，視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常情形。第二，企業家式的能力應該是遵循市場規則進行經營的能力，違背商業道德的奸商沒有資格稱做企業家。因此，譬如說，那些透過媒體的大肆炒作來推銷平庸之作的文人，那些在現場音樂會上用假唱來矇騙聽眾的歌手，都不能視為真正具備了企業家式的能力，其行為只能算做商業欺詐。按照我的理解，提倡企業家式的能力恰恰是要反對這些現象，大家都賣真貨，進行公平競爭，建立起健康的市場經濟秩序。

2002�9

第一卷　第一百零十章

？現在的家長都非常在乎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名校，往往為此煞費苦心，破費萬金。人們普遍相信，只要從幼兒園開始，到小學、中學、大學，一路都上名牌，孩子就一定前程輝煌，否則便不免前途黯淡。據我的經驗，事情決非這樣絕對。我高中讀上海中學，大學讀北京大學，當然都是名校，但是，小學和初中就全然不沾名校的邊了。我讀的紫金小學在上海老城區一條狹小的石子路上，入讀時還是私營的，快畢業時才轉為公立。初中讀的是上海市成都中學，因位於成都北路上而得名。

記得在被成都中學錄取後，我帶我小學裡最要好的同班同學黃萬春去探究竟。因為尚未開學，校門關著，我們只能隔著竹籬笆牆朝裡窺看，能隱約看見操場和校舍一角。看了一會兒，我倆相視嘆道：真大啊！比起鴿籠般的紫金小學，當然大多了。當時黃萬春家已決定遷居香港，所以他沒有在上海報考初中。他用羨慕的眼光望著我，使我心中頓時充滿自豪。我壓根兒沒有去想，這所學校實在是上海千百所中學裡的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學校。

我入初中時剛滿十一歲，還在貪玩的年齡。那時候，我家才從老城區搬到人民廣場西南角的一個大院子裡。院子很大，除了幾棟二層小洋樓外，還蓋了許多茅屋。人民廣場的前身是賽馬場，那幾棟小洋樓是賽馬場老闆的財產。解放後，這位老闆的財產被剝奪，現在寄居在其中一棟樓裡，而我家則成了他的新鄰居。那些茅屋是真正的貧民窟，居住的人家大抵是上海人所說的江北佬，從江蘇北部流落到上海的。不過，也有一些江北佬住進了樓房。院子裡孩子很多，根據住樓房還是住茅房分成了兩撥，在住樓房的孩子眼裡，住茅房的孩子是野孩子。好玩的是，在我入住後不久，我便成了住樓房的孩子的頭兒。

我這一生沒有當過官，也不想當官，然而，在那個頑童時代，我似乎顯示了一種組織的能力。我把孩子們集中起來，宣佈建立了一個組織，名稱很沒有想像力，叫紅星組，後來大躍進開始，又趕時髦改為躍進組。組內設常務委員會，我和另五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大孩子為其成員，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當仁不讓地做了主任。我這個主任當得很認真，經常在我家召開會議，每一次會議都有議題並且寫紀要。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當然是怎麼玩，怎麼玩得更好。玩需要經費，我想出了一個法子。有一個擺攤的老頭，出售孩子們感興趣的各種小玩意兒，其中有一種名叫天牛的昆蟲。於是，我發動我的部下到樹林裡捕捉天牛，以半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