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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最困難的則是對*的改造”。

“在解放以後，*還在街上，所以我們的幹部有意見，*黨派也有意見。”有一天剛躺下準備休息，有人就來批評曹漫之。他說，“你睡覺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覺還沒睡呢。我現在房子還沒有準備好，怎麼能收容？收容起來，當天就沒飯吃，把*又變成乞丐啊？那麼這算什麼政策。”

曹向賀蕭回憶，“我們確實沒有辦法，……還得準備一批幹部，而我帶進來的幹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監獄，接管區公所，接管國民黨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辦事機構。一共接管五百多個單位，給我的幹部只有28個人，我們怎麼能幹得了這麼多事呢？”

“這段時間完全是不得已的，絕不是我們的心願。”在接管上海之後的兩年裡，曹漫之“忍著心裡的痛苦”，耐心地準備著。

5月10日，進城部隊做報告的第三野戰軍負責人在談到稅收問題時強調，“既然娼妓還存在，當然也還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佈解放，繼續給妓院和*發執照並收捐，同時對妓院老闆的經營做了嚴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務人員，販賣毒品、賭博、擺設大型酒宴，如果逼迫*違背自己意願與人發生關係，或將她扣留，*可以控告他們。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舊上海　新上海（8）

而其它城市同行的遭遇也陸續傳來：從1947年到1951年，石家莊、北京、吉林、南京、蘇州等城市都幾乎在一夜之間取締了娼妓業。在此情況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頭”，早在1949年解放時就溜走了。1951年4月*反革命運動，又處死了一批。

“對新中國成立我是麻木的。國民黨、日本人、美國人，然後又是國民黨，我見的人多啦！共產黨來了，我還是賣自己的‘鹹肉’！”俞欣芝回憶說。儘管如此，她還是發現有大批姐妹開始朝火坑外跳。戰火熄滅，經濟逐步恢復，許多*回到了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解放軍進城一年之後，《大公報》報道，註冊持照*已經從1949年初的1897人減少到662人，而妓院數從518家減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減少至註冊*180名和妓院72家。當然，註冊*僅僅是賣*女中很小一部分。

“我根本不信‘長三’、‘么二’（*等級名稱）們能自己幹活養自己。”俞欣芝還在觀望，“你們不是說共產黨好嗎？那我就等個好共產黨娶我吧……”。可她後來不得不承認，“我真沒想到共產黨不逛妓院”。願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聽說要取消妓院　，“所有*要剃光頭，要‘共’我們當妻，很害怕”。

“取消”的訊息越傳越迫切的同時，曹漫之也在緊鑼密鼓地安排工作。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專學歷，做思想工作有經驗的婦聯幹部，被領導悄悄通知到提籃橋區通州路48號報到。但她們聽說自己的工作將是改造*時，很多人鬧情緒。

“我不願意。大家印象中*是下等人，叫我們去跟這種人打交道思想上不容易接受。我坐在樓梯上面大哭不去。”管理幹部楊秀琴回憶說：“後來領導給我講了好多。他們說，這些人也是受壓迫的，不是自己願意的，新中國不允許娼妓存在，我們要做的工作是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最後說服我，就去了。”

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闆馬上關門。幾天後，又通知持照*開會。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透過了市政府關於取締妓院、收容*的決定報告。

隨後的兩天，通州路48號的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根據公安局提供的*名單編隊編班，婦聯透過報紙向*宣傳，希望她們“依靠自己的學習和勞動改造，作一個新生的婦女”，政府取締後若仍有不法之徒，希望各界人民協助檢舉以嚴懲。

收容

一切準備妥當後，行動開始了。11月25日晚上8時開始，警方出動將妓院老闆們抓獲，封閉妓院大門，把*圍住。到第二天上午10時，逮捕324個妓院老闆，後來分別被判刑入獄或送去勞動改造。181名持照*和320個街頭“野雞”則被送到婦女勞動教養所改造。

行動第二天，上海報紙上的許多報道都引述了一個叫吳綵鳳*的反應，據說她站在閘北分局的一張凳子上宣佈說：“姐妹們，我們解放了，我們新生了！……今天，是我們最可紀念、最感到光榮的一天。”

而事實上，1948年，在革命性變化來臨前夕，一項對上海市500名*的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