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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一生拜過三位師父，即：拉胡琴的顏澤甫和說相聲的常寶臣、朱闊泉。據當時的報刊透露，常老師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春“倒臥”在北京背陰衚衕醫學院門旁；朱老師則暴病逝於1942年（詳見侯一塵悼念大面包文，原載《遊藝畫刊》1942年）。因此，父親後來多年盡孝的就應該是對其最為“嚴厲”的顏澤甫師父。又聽說師父、師孃不是一家，也就是說父親供養的不是顏師孃，而朱師孃直到“改革開放”前還在世，且由三個女兒贍養。那麼，就此推理，父親一直侍奉的師孃就應該是常寶臣先生的夫人—常師孃。

我想，我的父母能夠走到一起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背景有許多相同之處—第一，他倆都是孤兒；第二，自幼學習京戲；第三，社會關係大都與戲班子有關。聽說，父親當年向母親求婚，姥姥有點不樂意，倒不是嫌父親太窮，而是嫌父親已經有過兩房妻室。聽了父親的身世，姥姥點頭嘆了口氣說：“唉！咱們這也算是孤的愛苦的吧！”就這麼著，答應了。當然，還有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向來自信的父親一生惟獨只佩服母親，這或許就是緣分吧。

2007年2月26日

搖搖籃的手（1）

侯錱

“The　hand　that　rock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這句英文成語翻譯成中文是“搖搖籃的手統治世界”，意思是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必定有個女人在支援他。但要說起我父親背後的這隻手，就必須先從我母親的養母說起。雖說我父母是自由戀愛，但沒有她老人家的首肯，這門婚事也是萬萬不可能的。

我父母訂婚時，男方家長是我的舅爺張全斌，女方家長是我姥姥王白氏，當時雙方訂立了一份口頭協議—因為王、張兩家均無後，將來生的第一個男孩要姓王，第二個男孩要姓張，以續王張兩家的香火。可見，當時雙方家長同意這門婚事是有條件的，這條件是以犧牲兩個兒子的姓氏為代價的，不可謂不苛刻吧？不過後來，這份協議不知道怎麼就沒有履行，估摸是解放了，人們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看得淡了。不然，我倆哥可能會一個叫王耀華、一個叫張耀文，那樣，我們家就得唱《紅燈記》了。

我姥姥（我們叫她奶奶）在我們老侯家是一等一的功臣，不光我母親，就連我們兄妹也都是她老人家一手拉扯大的。王家收養我母親時，姥爺王德山已經39歲，姥姥王白氏31歲。茹苦含辛，悉心培育，待到母親20歲唱紅能夠掙錢養家時，老兩口已然一個“知天命”、一個近“花甲”了。又兩年，母親總算可以自己“挑班兒”了，一家人跑碼頭來到徐州府。不想，好景不長，姥爺突發高血壓腦溢血，在他60歲生日後的某個晚上暴病身亡。扔下孤兒寡母，流落異鄉，頓時沒有了主心骨。那是1944年，我母親22歲，臺上臺下處處人見人愛。先是戲園子的老闆，見母親是棵“搖錢樹”，便要她“賣身葬父”，硬逼著母親和他簽了三年的合同才肯拿出錢來辦喪事。接著一個國軍軍官硬要娶母親做填房，放出話來，只要同意，不論買房置地還是開買賣，老太太一句話的事。總之，軟磨硬泡，外帶24小時派人“保護”。老太太就一句話：“這孩子不是我親生的，我不能缺德！”後來，有朋友託了火車站上的親戚幫忙，母女倆連行李也沒敢帶，登上一輛即將發動的北上列車，逃回了天津衛。

我們兄妹小時候，都接受過這段“家史”教育。無疑，我姥姥覺得這是她生平乾的第一件最明智的事。第二件，是她力排眾議，把女兒嫁給了一個說相聲的窮小子。在那個年月，雖說都叫“戲子、藝人、吃開口飯兒的”，同處“下九流”也分三六九等。唱京戲的在演藝圈裡“拔尊”，就拿我母親說，她在京戲演員裡頂多算個二三流，但是拿的包銀卻是像我父親這樣躥紅的相聲演員的三倍不止。姥姥能允許閨女“下嫁”，爾後不久，這個女婿又紅遍了大江南北，且比親生兒子還要孝順，誰能不佩服這位老太太有“眼光”呢？別看我姥姥沒上過學，卻也識文斷字，一張嘴就是成語。原因是她天天聽話匣子，聽評書聽京戲，受的是“戲文”教育。裡面雖然沒有數理化，但是對中國歷史、禮義廉恥、為人處世的大道理一點也不陌生，要不，過去怎麼有句話說“聽書看戲勸人方”呢？

我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