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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不小。

四屆人大毛主席親自提名補選10名代表，除了我，還有肖華同志。聽說當時他還在勞動。四屆人大是1975年元月開的，我是1974年“五一”才宣佈不是“黑幫”的。但什麼節目也不讓上，不讓工作。有個段子叫《種子迷》，我改了11稿，他們老讓改，就是不透過。

1975年毛主席在湖南養病期間，特意要我為他錄了12段相聲，這12段相聲是：《醉酒》、《婚姻與迷信》、《改行》、《串調》、《關公戰秦瓊》、《買佛龕》、《戲劇雜談》、《戲劇與方言》、《賣包子》、《陰陽五行》、《賣布頭》、《講帝號》。這些節目有時電視臺還放。這就是毛主席最後看到我為他說的相聲了。一晃兒，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十六年了，作此文，謹表達我對這位中國歷史上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緬懷之情。

1992年7月於北京南苑中國康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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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在兮雞鶩翔舞（1）

侯寶林“智鬥紅衛兵”

侯錱

1996年年底我去香港，著名作家劉濟昆先生用了一天的時間陪我。那時他好像還在胡仙的《星島日報》兼職，平時上夜班。他能用整個白天的時間出來陪我逛街，應該是件很“奢侈”的事，需要有點“犧牲”精神。那天，我們去了好幾家書店，印象中有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其他就記不清了。當時，他的長篇幽默小說《斷雁叫西風》剛出版不久，幾家書店的架上都有陳列，是否正在“熱賣”之中，我不知道。但是，他的《文革大笑話》卻已經印刷八版了。

劉先生原本是印尼華僑，“文革”前正值“風華正茂”，“一腔熱血”回到祖國，就讀四川大學中文系，不幸趕上“運動”。那是一個連國家主席且不能“自保”的年月，何況一介草民，尤其是一介有“海外關係”的草民。作家流沙河先生將他那時的處境歸納為：“以清白之身，陷文革之獄；恐懼滿腹，悲憤填膺。”改革開放後，他舉家返遷香港，本著“雖不能創造藝術，但能記錄歷史”的初衷開始創作。令人敬佩的是，他沒有用他的筆去渲染“恐懼和悲憤”，而是給那些沒有見過、沒有經歷過的人們講“笑話”。儘管他自己內心的創痛還不曾平復，還要時不時地忍受折磨。我們在山頂看夜景時，他告訴我，他會經常從夢魘中驚醒，以為又回到“文革”時的四川。我就給他講了一個從插隊同學那兒聽來的故事。文革中，四川原本就是武鬥的重災區，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已接近“冰點”。這時，全國“文革”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陳伯達又提出“揪小爬蟲”的新口號。一個既不想再整人也不想再捱整的人，從城裡逃出來，鬱悶至極，寫了一首打油詩：“人說峨嵋天下秀，我說秀個。不是城裡鬧‘蟲災’，哪個龜兒子來此遊？”劉先生聽完說，下次再版，他可以考慮把這首詩收進他的《文革大笑話》。

有關侯寶林“文革”挨鬥時的傳說有多種版本。《文革大笑話》中的描述我認為還應被視作“大陸版”，雖說這本書始發於香港。但書裡記錄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劉先生在大陸時聽到和看到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最高紙帽》一節是這麼寫的：

相聲大師侯寶林被紅衛兵揪出來了，大家把他押到臺上批鬥。

小將們要給他戴高帽，但侯寶林卻說：“我有，我有，不敢勞小將們親自動手！”一邊說，一邊從懷中取出一頂自備紙帽，約半尺高，自己戴在頭上。

“不行！”一個小將吼道：“你是曲藝界最大的反動權威，應該戴最高的高帽！”

侯寶林不慌不忙，點頭又哈腰，說道：“別急，別急，急中有錯。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你們看！”

他自己用手一拉，“刷”地一聲，那紙帽居然被拉成三尺多高，“反動曲藝權威侯寶林”九個字隨拉隨現，字一個比一個小，如金字塔，與帽形構成黑白分明、粗細相反的圖案。

侯寶林還畢恭畢敬地解釋：“我在曲藝界最反動、所以‘反動’兩個字要寫得最大最大。我侯寶林在天兵天將面前，渺小得可憐，所以我的名字要寫得最小最小，還要寫得東歪西倒，表明我已被小將們鬥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你趕快交代你的罪行！”一個紅衛兵喝道。

“好！我老實交代！”侯寶林說：“我的相聲，全部是大毒草，　不是小毒草！美帝國主義頭子肯尼迪、蘇修頭子赫魯曉夫、印度反動派頭子尼赫魯都很喜歡我的相聲。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