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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一爬上去用腳磕了磕石頭縫，石頭裡面發出了“咚咚”的聲音，我可就心虛了，心想：哎呀！這座山表面上是水泥而裡面卻是空的呀！再害怕也沒有用啦！只有拿出勇氣來爬吧！拍完了這個鏡頭，從山上跳下來我對大家說：“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真可氣，我雖然裝他，但是卻非常恨他……”

大家都知道人和動物在一塊兒演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一方面得演好自己的戲，同時也得時刻注意動物的表情，假若它心情不愉快發了脾氣，甭說演員，連導演都解決不了它的問題。這得靠細緻地耐心地跟它搞熟了才行。當我跟大象一起演戲的時候，的確心裡撲通撲通有點緊張，這種緊張不是怕戲演不好，而是我聽說大象曾經用鼻子打傷過飼養員，如果它看我有點彆扭的話，我就有由演員變成傷員的危險。大家如果仔細看看這場戲的話，會看出來我臉上很不自然，說真話，那是嚇的！也許有人會問：“你怎麼和大象交了朋友的？”告訴您，熟悉階段雖然比較長，但是我們之間感情最融洽的時候只有五分鐘。這五分鐘感情是靠半桶胡蘿蔔和二斤香蕉才鞏固下來的。

當大家看到我扮演的這位頭戴鴨舌帽、身穿秋裝的遊客，在秋風送爽天氣晴朗的日子裡去逛動物園不慎落水的時候，一定會哈哈大笑，可是大家決不會想到我實際拍下水這場戲的那天，已經是零下8度、颳著四五級大風的嚴冬了。我當時混身是水，幾乎成了冰棒兒。一位老大娘在旁邊咧著嘴說：“喲！看電影多舒服哇！這照電影假戲真做可不易呀！”不易是不易，可這部影片喜劇的味道不濃，不夠令人滿意，觀眾們看的時候一定會感覺到剛剛想樂而又樂不出來。這就叫“笑得不過癮”，也就是說戲沒有演好。

誠懇地希望大家給我提意見，教給我怎樣才能演好喜劇，我保證，如果能有機會再上鏡頭的話，演得準比這回強。

原載《大眾電影》195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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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聽我說相聲（1）

侯寶林

1993年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同志誕辰100週年，1992年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50週年。為了紀念這個日子，有人特意編排了一出叫做《毛主席與侯寶林》的電視小品。在社會上產生了一些反響。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聞出版界的人都要我寫點兒什麼，我又何嘗不想了卻一樁舊心願，只是一場大手術奪走了我的整個胃臟，化療又摧毀了我百分之八十的體力，手中的這枝筆提起來沒有一噸重也好像有八百斤，真是力不從心了。

毛主席聽我說相聲不是進城以後的事。那時他在香山，還沒搬進城裡住呢。每次開會幾乎都有晚會，有時在東交民巷。當時還是木板條兒的大椅子，只有中間第三排放兩把藤椅，是為毛主席和朱老總準備的。因為當時全國正在打仗，還是“戰猶酣”的時候。朱老總是很少來的，可主席每次都來。我記得頭幾次在我演出時，中央首長都在，那時任弼時同志很瘦，還沒去蘇聯養病呢，後來他從蘇聯回來，我見到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胖多了，可精神了。

那時我的相聲節目有點兒特殊，就是說，不論什麼晚會—歌舞晚會、雜技晚會，還是戲曲晚會都夾我一場相聲，大概因為毛主席愛聽相聲吧。好像是在1950年，###同志（當時他還是辦公廳主任）見我去了，非常高興。他說：“哪一個人能使我們的主席這樣高興，只有侯寶林，侯寶林是我們的國寶。”當然，這可沒有文字記載啊！

那陣兒，彭真同志是總提調，所有的晚會都歸他負責。當初北京還沒有文化局，叫文藝處。剛進城叫文管會，後來成立了文藝處，張夢庚任處長。後來改局了，他就升為局長，他也是主席很喜歡的一個演員。

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兩個晚會怎麼辦？”他說：“你先到那邊兒去，讓車跟著你，你那邊兒下臺，大褂別脫，就跟車回來。”回到這邊兒，梅蘭芳的戲剛完，大夥兒正不知怎麼辦呢，我告訴檢場的：“你搬著場面桌，頂著走，別等梅院長下來，你就把桌子擺上，我就跟著上了。”

那時候沒有報幕員，不像後來，每場節目都有報幕的。那時就只有聽我指揮了。等梅先生快走到下場門兒，主席站起來，把風衣往胳膊上一搭，就要走。桌子擱上了，主席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怎麼梅蘭芳演完還擱個桌子啊？我們跟著就上了，主席笑了，放下衣服，坐下來聽我們說相聲。那時節目都長，一段相聲至少是25到30分鐘，儘管已經很晚了，主席還是從頭到尾聽完了這個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