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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最初尚是將校收買士卒，以便實行其逐帥自立之計例如魏博節度使田永嗣將死，顧諸子弱，乃命從子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悅使緒主牙軍，緒率數十人手刺悅，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眾乃共推緒為留後，詔即拜緒節度使。（《新唐書》卷二百十四田悅、田緒傳）。其次，士卒便於舊帥死時，自擇新帥，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廷例如魏博節度使田緒暴卒，子三人，季安最幼，年才十五，軍人推為留後，朝廷因授魏博節度使。（《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田季安傳》）。最後士卒又撼逐主帥，選擇一位傀儡，立之為節度使例如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自引決，軍情囂然。史憲誠為中軍都知兵馬使，諸軍即擁而歸魏，共立為帥，國家因而命之。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為軍眾所害。軍眾害史憲誠，連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何進滔）知留後，則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魏博節度使。（《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史憲誠、何進滔傳）。各地士卒以魏博牙軍最為驕悍，士卒也同主帥一樣，世襲其職，父子姻黨盤踞軍中，成為一種封建勢力，主帥稍不留意，舉族有被害之虞，時人以魏府牙軍比之長安天子（《新唐書》卷二百十《羅紹威傳》）。汴州士卒亦甚驕恣，多逐殺主帥，以利剽劫（《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劉玄佐傳》）。主帥力不能制，或“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五唐德宗貞元十二年）；或屈身取媚，以求士卒的歡心，“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唐懿宗鹹通三年），其欲峻法以繩驕兵者，往往不旋踵反為驕兵所殺例如陸長源為宣武軍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為節度使董晉所持，不克行。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舉軍大怒，軍亂，殺長源，食其肉，放火大掠。（《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一《陸長源傳》）。秦漢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方鎮兵變比比皆是。推原其故，姑息政策實為厲階。朝廷畏藩臣之生事，用姑息以羈維之；藩臣懼將校之反戈，用姑息以安撫之；將校恐士卒之叛變，用姑息以取媚之。而其結果，兵愈驕，將愈悍，藩臣亦愈跋扈。

到了五代，此風更熾。五代之世，喪亂相承，七十餘年之中，易代五次，朝為藩臣，暮為天子。安重榮說：“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舊五代史》卷九十八《安重榮傳》）這和孫行者所說：“強者為尊該讓我。”（第七回）同出一轍。兵強馬壯者得為天子，而在傭兵制度之下，一般士卒均預備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因之誰賞賚最厚，誰就得兵強馬壯。朱瑄懸金帛以誘朱全忠之兵，“諸軍貪其厚利，私遁者甚眾”（《舊五代史》卷十三《朱瑄傳》），其一例也。帝位用金帛買來，所以要維持帝位，不能吝惜金帛，唐莊宗不能平李嗣源之亂，就是因為不聽宰相盧革之言，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到了形勢危急，急出錢帛，給賜諸軍，而軍士皆謂：“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為？”又說，“陛下賜與太晚，人亦不感聖恩。”（《舊五代史》卷三十四《唐莊宗紀》）軍紀如斯腐化，當然政變相承，然而吾人須知每次政變又是出於兵變呵！唐時軍士只能擁立藩帥，五代軍士又能擁立天子。楊光遠對亂軍說：“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楊光遠傳》）唐明宗（李嗣源）、唐廢帝（李從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趙匡胤）都是由軍士擁立的，其擁立未成者尚不知幾何。廢立天子之權操于軍士，這可以說是天下之奇觀，考其原因，實不能不歸咎於唐代姑息之政。

現今的人常把寬大認為姑息，又把姑息認為寬大。其實，兩者完全不同。馮唐譏文帝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漢書》卷五十《馮唐傳》），汲黯謂武帝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漢書》卷五十《汲黯傳》），兩帝皆能忍受，這是寬大。蓋馮唐官不過郎中署長，汲黯雖為右內史（即京兆尹），而無迫主之勢。“眾辱我”而能忍受，這反可以證明天子之闊達大度。反之，臣下苟有所恃，而乃不守朝儀，或出不遜之言，則忍受不是寬大，而只是姑息。由此可知同一言也，出之於屬官，語雖不敬，亦可優容，優容乃表示吾之雅量；出之於政敵，語雖可採，亦應拒絕，因為採納之時，世人將謂吾畏政敵，而證明政敵之力在吾之上。這是政治上的秘訣。奇怪得很，後世政治家往往不明此旨，一方不肯開懷訪納，下詢芻蕘，使巖穴之士願進於闕下而申其辭說，他方又極力敷衍野心難馴之輩，雖然沒有“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而軟語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