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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周時,在每一年秋冬之交,是由天子來頒發來年的歷書給各個諸侯。不像現在,只要你花錢就能買到掛曆,古時候的歷書不是老百姓能有的。天子把來年的歷書頒發給各個諸侯,然後各個諸侯將曆書供在各自的大廟裡邊,每個月初一國君要到大廟裡去祭祀,表示這個月聽政的開始。“告”這裡讀gù,宣示、諭示的意思;“朔”,指農曆每月初一。天子頒發這個曆書給諸侯時,把來年每個月的情況宣示給諸侯,這就叫告朔。諸侯每個月去祭祀這個曆書的時候,要殺一隻羊,“餼羊”,這個“餼”讀xì,就當“活”字講,指活的羊。
但是到了春秋末年,子貢的那個年代,雖然曆書還供在大廟裡邊,可是國君都不親自去祭祀了。這說明國君心裡邊已經沒有周天子了,周天子已經沒有權力了。但是,雖然國君不尊敬周天子了,不去祭祀曆書了,那些管理大廟的人還是照例每個月殺一隻羊,管你來不來祭,羊還是照殺不誤。所以子貢就說,反正都不祭了,何必殺羊呢,多可惜啊。反正國君又不來祭祀了,何必白白地殺羊。內容沒有了,徒有形式。孔子聽了這個話,他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當憐惜講,端木賜啊,你可惜的就是那一隻羊,而我可惜的是這個禮節。如果形式還在,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形式再把它的內容恢復起來。有這個形式存在,人們就會問,為什麼要殺羊啊?因為要祭祀曆書。哦,原來還有這個禮節。漸漸的,禮節就有望恢復起來。可是如果你把殺羊這個禮節都廢除了,每個月大廟裡邊一點動靜都沒有了,人們哪裡還知道每個月有要去祭祀曆書這個禮儀呢?孔子是在說明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我們今天常常說走過場,搞形式,與其搞形式,不如不搞。這樣恰恰是錯的,因為即使內容失落了,形式仍然有它的積極作用。
八佾第三(8)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孔子說,我侍奉國君,完全按照禮儀,有的人認為我在獻媚。比如說,學生在外邊碰到老師了,是不是應該給老師行個禮,說聲“老師好”?這是應該的,這是學生對老師的禮儀,你問候老師,老師也會回敬你。這是一種禮儀,相互尊重,這是應該做的事情。可是有很多同學看到老師往往裝作沒看見就走了,或者看見了也埋頭走了。甚至還有一些同學,目中無人:“這是誰啊?我不認識。”相反的,有個學生很尊重老師,看到老師就說“老師好”,很謙和,本來這個學生是對的,其他同學反而覺得他在巴結老師——把正常當非常,把非常當正常。不給老師行禮明明是你不對,人家行了禮,你心裡還不舒服,還認為人家是在獻媚,是在討好。所以孔子說我侍奉國君盡我的禮儀,我是對的,只是有的人以為我在獻媚。聖人從容平和,如果換作別人或許就會說“小人以為諂也”,那些小人反倒覺得我是在獻媚。聖人從容平和,他沒有批判人家,只是解釋自己;即使被冤枉了,也只是澄清事實,而不是去責備冤枉他的人。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魯定公問孔子,國君要使用臣子,臣子要侍奉國君,應該怎樣做才好呢?孔子就說,“君使臣以禮”,國君對待臣子以禮節;“臣事君以忠”,臣子服侍國君要忠,要竭盡全力。上對下要合禮,下對上則要竭盡全力,要忠。比如,作為老師,就要依老師的禮給你們上課,給你們輔導,給你們佈置作業,這就是老師的禮,老師的本分。近代的四大高僧之一,弘一大師李叔同先生在浙江兩級師範學校做老師的時候有一段對學生以禮的佳話,這在他的弟子豐子愷先生的回憶文章中有描述。有學生遲到,一般的老師都要批評,但是李叔同先生反而給遲到的學生行禮,說:“我的課不好聽,讓你遲到了,以後我一定儘量把課講得更好,使你不會遲到。”有學生上課睡大覺,李叔同先生也過去給他行禮,說:“我沒有使你耳目聰明,讓你開智慧,反而使你在課堂睡覺,實在是我對不起你啊。”有學生上課放屁,李叔同先生也過去給他行禮:“這個課沒有引出你的香,而把你的這個引出來了,請你以後到教室外邊去洩氣。”有這樣的老師,學生還能不受教化嗎?學生還會遲到嗎?他還會上課睡覺嗎?他還會很不文雅地在教室裡放屁嗎?肯定不會了。同樣的道理,國君以禮節對待臣子,臣子對國君是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臣子就會竭盡全力侍奉國君。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說《關雎》這首詩,快樂而不過分,哀愁而不憂傷。上古三千首詩,孔子刪定成三百零五篇,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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