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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事他會採取任何方法去做，不會前怕狼後怕虎的。他不回來，我們當然想法很多，不知為什麼，也許是來人說的有些話太隱晦，什麼以後家裡有啥事金珍回來的可能性都很小；什麼他們都是容金珍親密無間的兄弟，他們來就代表容金珍來；什麼這個他無法回答我們，那個他不能說的，等等。這些話我聽著想著，有時候我會突然懷疑珍弟已經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後的來信越來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這樣，老是見信見不到人，我真的越來越懷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個事關國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機構裡，生命也許是最容易偉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榮的，而給死者親屬製造人死猶在的假象，可以說就是我們體現光榮常用的一種方式，是光榮的一部分。總之，隨著珍弟一年年的不回來，看不到他人，聽不到他聲，光憑几封信，我對他能不能安然回來已經越來越沒信心了。

然後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跟著是埋在我個人命運裡幾十年的一枚炸彈也爆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我，說我一直在苦戀那個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種大膽離奇的設想、妖怪的推理相繼粉墨登場，什麼我至今不嫁就是惟他不嫁，什麼愛他就是愛國民黨，什麼我是國民黨的情婦，什麼我是國民黨的特務等等，反正說什麼的都有，說什麼都是想當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報貼出的當天下午，幾十個學生就稀里嘩啦地包圍了我家，也許是父親的餘威吧，他們只是烏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沒有衝進屋把我揪出去，後來校長又及時趕來把他們勸走了。這是第一次對我發難，有點點到為止的意思，沒太過激的行為。第二次是一個多月後，一下捲來幾百人，前面壓著校長等好幾個當時學校的權威人物，來了就衝進屋，把我揪出去，扣了一頂國民黨情婦的高帽子，匯入被批鬥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樣的遊行示眾。完了，又把我和化學系的一個生活作風有些腐化傳言的女教師關在一間女廁所裡，白天拉出來鬥，晚上押回來寫材料。後來我倆還被當眾剃成陰陽頭，完全變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母親在批鬥現場見到我，嚇得當場昏厥過去。

母親躺倒在醫院裡生死不知，自己又是人鬼不分，這日子簡直比在油鍋上煎還難受！這天晚上，我偷偷給珍弟寫了封電報，只有一句話：如果你還活著就回來救我！是以母親的名義寫的。第二天，一個同情我的學生幫我將電報拿去發了。電報發出後，我想過各種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無迴音，其次是像前次父親死時一樣來一個陌生人，至於珍弟親自來的想頭幾乎就沒有，更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地出現在我面前——

這一天，容先生正陪她的同黨在化學系教學樓前接受批鬥。兩人站在大樓進出門廳的臺階上，頭上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兩邊是獵獵紅旗和標語什麼的，下面是化學系三個班的學生和部分老師，約有二百來號人，都席地而坐，發言的人會站起來，感覺還是很有秩序的。就這樣，從上午10點多鐘開始，又是揭發，又是審判的。中午，他們在現場吃飯（有人送的），容先生她們在現場背毛主席語錄。到下午四點多鐘時，兩人腳早已站麻木，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這時，一輛掛著軍牌照的吉普車突然開過來，停在樓前，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去。車上下來三個人，兩個高個子，一左一右夾著一個小個子，徑自朝批鬥現場走來。快走近臺階時，幾個值勤的紅衛兵攔住他們，問他們是什麼人，中間的小個子很蠻橫地說：

“我們是來帶容因易的！”

“你是什麼人？”

“來帶他的人！”

一紅衛兵看他說話口氣這麼大，沉下臉，厲聲回敬他：“她是國民黨情婦，不能走！”

那小個子狠狠地盯他一眼，突然呸了一聲，罵道：“你放屁！她要是國民黨，那我也不成國民黨啦？你知道我是誰？告訴你，今天我非把她帶走不可，讓開！”

說著，一把推開攔他的人，衝上臺階去。

這時，不知誰喊道：“他膽敢罵我們紅衛兵，把他捆起來！”

一下子，人都站起來，湧上去，團著他一頓亂拳。這時如果沒人保護他，亂拳之下說死人就是要死人的，幸虧有陪他的人保護他，這兩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就趕出一個小圈子，他就站在圈子裡面，兩人像保鏢一樣地護著他，一邊雙雙高喊著：

“我們是毛主席的人，誰敢打我們誰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紅衛兵！我們是毛主席最親的人，散開！散開！”

完全靠著萬夫不擋之勇，兩人終於把小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