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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了，所以我相信秦王朝的人沒什麼文化可學，是個短暫的階段，如果它壽數足夠長，建立起那些供老百姓學的東西（譬如“新儒家”）以後，它們會讓老百姓有“文化”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漢初幾十年，在“新儒家”出臺以前，政府照樣是延續執行了秦朝的禁止挾書令，這實在不是秦始皇好壞的問題，實在是皇權專制時代的歷史要求。不過還要指出的是，在法家、儒家、道家這種都強調“弱民”、“愚民”的統治技術的學說指導下，即便有了“新儒家”可學，可以讓民眾有“文化”了以後，大約也是限於部分人，多數人還是沒有必要讓他學的——後來，劉邦同志當了皇帝以後，對自己沒文化的歷史非常懊悔，常以此警戒教育兒子輩要多讀書。史料記載，劉邦常自嘆道：“秦始皇不許挾書，唉！都是秦始皇耽誤了我！　導致我寫文章很差！”——哼哼，這個習慣現代人也有，明明是自己不努力，卻常把責任推給別人！

其實，秦始皇焚書的時候，劉邦都四十多歲了，早就過了啟蒙學習階段了，你寫文章差，能怪得著人家嗎？

劉邦接著對兒子們說：“由於秦始皇耽誤了我，導致我寫文章很差。可是，我看你們寫的東西，還不如我吶！我認為啊，你們可得努力了，不要老找人代寫啊！”——看來這是一家子兩代人都不愛讀書寫文章，不論老的和小的，這是基因有問題，怪不到秦始皇了。

新舊時代，確實有很多思想上的不同。譬如說，忠君這個觀念，分封時代下也是講忠君的，但是它是有條件的，就是君主對待臣子要符合禮儀和道義，所以伍子胥敢於鞭打楚平王的屍體，但是沒有人非議他是不忠。但是，在皇權專制下，忠君是無條件的，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僅僅這麼一條變化，於是，雖然有了焚書，但作用仍是有限。

事實上，思想意識形態向皇權專制轉化，花了幾百年的時間，直到唐宋才慢慢有了進入皇權時代的感覺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秦漢時代的人仍然有很多骨氣，還沒有像附會皇帝、放棄自我意識的宋明清人那樣的原因。

所以，這就是鄙人說的，中國人有兩個祖先。秦漢時代，正是這兩個祖先的嬗變過渡時代。

並且我們也得到這樣的結論，人性不是主動的，是由社會結構強烈影響的。社會結構是專制還是民主還是什麼，這個形勢大於人，形勢改變和影響人的品性和價值觀，包括因此形成的社會風氣。

從某種意義上講，為了完成分封社會向皇權專制政治思想觀念的過渡，以及推行帝國新政，鞏固統一，阻遏“以古非今”的逆流，焚書作為一種見效速度快的政策，在短時期內使用，也是必要的。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焚書事業要商量”——意思是不能把“焚書”之事一棍子打死，全盤否定。

但是焚書的負作用也非常明顯，出現了一個“人們不敢講真話”的局面！

《史記》中說，當時“天下畏罪，莫敢盡忠”、“群臣恐諛”。意思是，大臣們不敢講真話，不敢從忠於職業的角度來提意見。因為你講你真的思想的話，一旦與當前要求的意識形態不符，你就是“以古非今”、“誹謗時政”，就有一家子掉腦袋的危險。李斯說，“以古非今者族！”

但是請不要把這種悲哀的局面僅僅想象成是秦時代的災難，其實，所有皇權專制時代都是這樣的。後面之所以被族被坑的事情比較少，不是因為後代的皇帝們心軟了，僅僅是人們已經學乖了，適應了，不再像秦朝時候的人剛剛從分封制過來，還那麼耿介有個性呢。

不管怎麼樣，“人們不敢講真話”的局面出現了。

是凡鉗制輿論的時代，就會出現一個“人們不敢講真話”的局面，這沒有什麼奇怪的。

當然這也反映了思想改造工作的初步成果已經出來了。皇權時代的思想改造，不就是為了讓人民放棄自己的大腦和思想，接受皇帝的大腦和思想嗎？人人不講真話，都講皇帝所倡導和宣講的話了，這不正是這場焚坑運動所要達到的目標嗎？

於是，萬馬齊喑的局面出現了——連馬這麼愛叫的動物都不敢發聲音了（更愛叫的驢則早被殺光了）。臣子“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下（臣子）懾服謾欺而取容”。司馬遷把秦朝走入皇權專制之後的這種情況記錄在《史記》裡，遺憾的是，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因為秦朝結束而終結，即便司馬遷本人，他的殘廢不也是因為不講上邊要求講的話弄的嗎！

從此，秦王朝真話消失、言路斷絕，飄揚在朝野上空的到處是假話，秦始皇聽到的是一片歌功頌德之聲，他似乎更加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