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第2/4 頁)

時是海軍相。”

“是派我去的。”永野承認，“當時我向廣田君提出，這種事應由外務省派人去辦，他說他是首相兼外務相，不便出面，外務省次官掘田謙介因病也不能去，我只好勉為其難。我到了北平，剛把事情辦妥；廣田君又打電話給我，要我去蒙古自治軍政府所在地德化市，要德王以自治軍政府首腦名義出訪滿洲國。後來德王去了，並與滿洲國外交部簽訂了‘以共同防共，軍事同盟，互派代表，經濟提攜’為內容的《蒙滿同盟協定》。”

“是你們把一個完整的中國弄得支離破碎！”向哲浚很氣憤，“廣田你交代，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所謂蒙古自治軍政府是怎樣建立的？”

廣田感到明哲保身不行，於是說：“這是永野修身君和賀屋興宣君一手乾的。賀屋君當時是華北開發總會總裁。”

賀屋很惱火：“是你廣田君派永野君和我去幹的。我們有責任，但負主要責任的是你。我們接受你的派遣，先要德王調動二萬軍隊進攻察哈爾省東部地區，再建立蒙古政務委員會，三個月之後成立以德王為首的蒙古自治軍政府，用成吉思汗紀年，懸掛藍底紅黃白條旗幟為所謂國旗。這紀年，這旗幟，是你親自制定的。這個政府成立的那一天你發表宣言，說該政府是獨立政權，脫離中國政府的領導。你還致電德王，對這個政府的成立表示祝賀。”

永野交代：“我補充交代一點，廣田內閣還為建立蒙古自治軍政府透過了一項決議案。這個決議案是廣田君授意秘書龜井輝一郎先生起草的。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至今記憶猶新：‘有了滿洲國、蒙古自治軍政府、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華北政務委員會，就為全面進攻中國創造了財力、物力和地域上的條件。’我在龜井先生那裡見到原稿，這段話是廣田君親筆加上去的。”

古諾爾問廣田：“這段話是你加上去的嗎？”

廣田說：“記不清楚了，可能是我加上去的。”

向哲浚問：“你們還與華北政務委員會有哪些接觸？”

“記得還有一次接觸。”廣田交代，“一九三六年四月間，我派外務省次官掘內先生去北平，要華北政務委員會偵緝中國愛國學生的反日行為，當時，北平有兩千多大學生在新華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高呼‘反對華北五省自治！’‘取締漢奸組織華北政務委員會’！‘取締漢奸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取締漢奸政權蒙古自治軍政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這自然是對日本全面進攻中國不利，我們非常憎恨，就派掘內先生去北平。幾天後，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日軍的配合下，秘密逮捕愛國學生四百餘人，其中有半數人被秘密處死，其餘的人押往滿洲國挖煤炭。”

他說：“以後就沒有接觸了。第二年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日軍正式佔領華北地區，華北政務委員會的作用就不大了。”

向哲浚順藤摸瓜：“你們三個人對盧溝橋事變各負有什麼責任？”

廣田一陣昏眩，好一會才恢復了意識，只有發青的嘴唇還恐怖得微微顫動著。他想了想，進行狡辯：“交代這個問題的應該是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先生，遺憾的是他已經自殺身亡了。”

向哲浚說：“近衛畏罪自殺了，他寫的手記還在。你們狡辯不了！”

三個被告變得緊張起來。廣田吃驚地張開嘴，賀屋不安地搔了搔禿頂腦袋，永野惶然地搓著兩隻手。

向哲浚拿出近衛遺下來的五本手記之一的《第一屆近衛內閣與日華戰爭》翻了幾頁，然後說：“近衛在這本手記裡說，昭和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上午九點，我與外務相廣田、大藏相賀屋和聯合艦隊總司令永野交談全面進攻中國的事。”

他放下近衛的手記：“下面的話就不念了，看你們的態度老實不老實！”

廣田一陣驚慌過去，只得老實承認：“交談時，記得我說過這樣的話，全面進攻中國的條件已經俱備，只需找個藉口就行了。到底找什麼藉口好，永野君說了他的意見。”

永野也不得不交代：“當時的北平、天津兩市，已處於日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北平的東、北、西三面，都由日軍和殷汝耕部控制，僅西南一角尚在中國軍隊駐防之下。位於平漢鐵路上的盧溝橋，成了北平通往中國內地的唯一門戶。我認為，如果日軍佔領盧溝橋，就可以孤立北平和天津。日本全面進攻中國，應以盧溝橋為突破口。我只說了這些話。至於找什麼藉口，是賀屋君說的。”

“是，是我說的。”賀屋害怕得牙齒不停地打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