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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一定範圍的人，受輕傷者很快就能治癒，再度投入戰鬥；而細菌戰，有效範圍能夠人傳人，村傳村地不斷擴大，能夠使病毒浸入人體內部，死亡率比炮彈、炸彈高得多；一旦染上疫病治癒率很低，很難企望這些人再度上戰場打仗。”

他臉色慘白：“東條先生還說，由於在野外使用細菌武器見效慢，一般染上疫病幾天、十幾天人才死亡，所以我們使用立竿見影的化學武器比較多。”

他又把頭低下去：“我這樣說，並非把責任推到東條先生身上。總之，研製這兩種殺人武器的罪魁禍首是我石井四郎。”

向哲浚問：“你們在中國使用過多少次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致使多少中國人民死亡？”

石井又翻開小筆記本：“細菌戰一共進行以下幾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年七月，我親自率領一支由五架飛機組成的航空隊，飛到中國華中戰區，將裝在投撒器裡的八十公斤傷寒菌、六十公斤霍亂菌和八公斤鼠疫菌，投在浙江寧波和金華一帶。據駐華中日軍總司令部調查報告，這一次有八萬五千六百多人感染疫病，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同時感染兩種疫病，死亡率比較高，共有二萬二千六百多人死於非命。”

他起身向向哲浚一鞠躬：“我罪孽深重！”

向哲浚手一揮：“坐下繼續交代！”

石井捧著筆記本的雙手微微發抖：“一九四一年四月間，我派六架飛機在晉冀魯豫邊區的新鄉、滑縣、浚縣和晉綏邊區的河曲、保德、興縣、嵐縣等地投下四百公斤鼠疫菌。半個月後，接到駐華北日軍總司令部的報告，共有三十五萬人感染鼠疫，死亡者多達一十五萬六千餘人！同年六月，我又派出兩架飛機從吉林長春，那時叫新京，飛到武漢，再轉常德，在常德投下五十公斤鼠疫菌，造成八千五百多人死亡！”

他取下老花鏡，放在嘴邊呵口氣，掏出手帕擦了擦又戴上：“一九四二年七月問，我派一支由三十五人組成的遠征隊，由七三一部隊生產部長川島清帶領，乘火車抵達南京，由南京榮字第一六四四部隊配合，先去南京兩處戰俘營，將一百公斤注射有傷寒菌和副傷寒菌的大餅分給五十名戰俘吃，然後將他們釋放出去，讓疫病四處傳染，具體感染和死亡情況，由於無法跟蹤不清楚，但死亡慘重是肯定的。”

“但中國政府很清楚。”向哲浚說，“你們那次犯罪，使兩種傷寒疫病傳播到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浙江、江蘇、安徽等八個省的大部分地區。據不完全統計，共死亡十八萬七千多人！你真是罪大惡極！”

“我罪大惡極，我死有餘辜！”石井起身向向哲浚鞠躬又坐下，“接著，這支遠征隊又乘飛機分別飛往四川的萬縣和重慶，浙江的金華。義烏和衢縣，江西的贛州等地，將三百公斤炭疽熱菌、一百公斤霍亂菌、五十公斤鼠疫菌投撒在這些地方，據駐華中日軍總司令部調查結果，總共有六萬五千多人感染這些疫病死亡！”

石井四郎開始交代使用化學武器殘殺中國人民時，雷寧克從皮料提包裡拿出加拿大渥太華國立公文館儲存的一份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和中期，日本在中國進行化學戰的資料複製件念道：

“日軍使用化學武器，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使用刺激性毒氣即催淚性毒氣和噴嚏性毒氣開始的。以後，隨著毒氣研製的變化，殺傷力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慘無人道。一九三八年四月，在臺兒莊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氣；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山西南部前線使用的已進化為糜爛性毒氣。”

這份資料最後說：“到一九四一年六月止，日軍用飛機投放毒氣彈九百六十五次，致使中國軍民死亡三十五萬八千六百餘人。”

雷寧克唸完問石井：“這份資料上記載的是不是事實？”

“寫材料的人情報準確。這都是我派人乾的，我罪該萬死！”石井翻了翻筆記本，“這份資料上說的情況是到一九四一年六月為止。下面我補充交代，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十二月，還進行過八十五次化學戰；一九四二年為一百二十六次，一九四三年為二百三十七次，一九四四年為五十八次，一九四五年一月到八月日本投降為止是三十二次。讓我計算一下，”他默默計算了大約五分鐘。“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到日本投降這段時間，進行化學戰五百三十八次，致使中國軍民造成二十一萬四千三百餘人的死亡！罪惡，罪惡，就是千刀割萬刀剮我也應該啊！”

向哲浚與三位法官低聲商量幾句，宣佈休息十分鐘，石井坐在原地不動，腦子裡亂七八糟，一個勁吸著香菸。翻譯、記錄員和記者們來到陽臺上呼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