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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用一顆子彈射進他的腦袋，殘忍地處決了他。

父親犧牲的訊息很快傳遍全村，雖然位置偏僻，但訊息還是傳得很迅速。因為這裡有一套發達的緊急訊息傳遞系統，一路上，訊息在小村與小村之間進行接力傳遞。一些隨我父親去的人已經回到家，將馬匹遭到射擊的情況報告給了村民聽。按照伊斯蘭教的禮儀，人死後，24小時之內必須朝著麥加方向安葬。我們家不忍心讓父親的屍體被孤零零地留在山腰，得不到安葬，他的屍體一定要運回來。而游擊隊員放出話來，警告我們說，誰膽敢把屍體取走，他們就殺死誰。沒有人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取一具屍體。

英勇取屍的重任最終落到了一個女人身上。我的大姑媽佳達帶了幾件裙子，穿上長袍，對在場的男人們說，她將前往山中取回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屍體。看她疾步走出房間，徑直朝山上走去，她的丈夫和我父親的一個堂兄也只好跟了出去。

他們走了13個小時之後發現了父親的屍體。原來，游擊隊員把它扔在村子與營地的半路上。

那時我才三歲半，清楚地記得他被害那天大家的悲痛。村中男男女女無不哭泣，村子裡瀰漫著恐懼和騷亂。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徹夜難眠，還豎起耳朵聽。直到凌晨兩點，我終於聽到大姑媽走進村子高聲說話的聲音。她扛著父親的棺材，然後啪的一聲放到地上。

“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來了，大家都起來歡迎，我們把他帶回來了，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來了。”我從床上一躍而起，心想：他還活著，我父親還活著。

一切都會恢復正常的。父親回來了，他知道怎麼恢復秩序，他還會安慰大家不要流淚。

我光著腳跑上街，一看到母親在哭泣，立馬停了下來，驚恐得緊緊抓住她的衣服。接著，我從她身邊飛馳而過，便看到了父親的遺體。他的頭蓋骨，就是捱了一槍的地方，被打飛了。

我號啕大哭，雖然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但我很清楚，今後我們的生活將大不相同。

父親的屍體被運回呼利大宅，擺放在巴黎套間，等待安葬。母親前去看護屍體，一直守靈到第二天下葬。所有妻子中，她是唯一一個進去跟父親遺體做最後道別的。在這個房間裡，她懷上了我和其他孩子，也就是在這裡，父親和妻子們曾經好不容易躺在一塊兒說說話，營造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天地。母親默默地肩負起父親入殮前的準備工作，正如她在艱苦的生涯裡默默忍受其他一切一樣。她是那麼有尊嚴，那麼負責任。她沒有尖叫，也沒有號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按照真主的旨意替他擦洗身體，整理衣服。即使父親已經走了，母親也沒有負他，正如他活著的時候一樣。

到了上午，當地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入庫夫村向父親的遺體告別。人們臉上的悲痛，加上對他們未來的擔憂，使得整個氣氛異常凝重，彷彿天就要塌下來砸到頭上。

頭髮灰白、滿嘴鬍鬚的老人，戴著纏頭巾，穿著綠色外套，坐在花園裡哭得像小孩似的。父親後來安葬在呼利大宅後面的一座小山峰上，朝向麥加和他所鍾愛的庫夫山的一個峽谷。

對村民來說，失去這麼一位捍衛他們的事業、支援他們的訴求的人是他們人生的轉折點，同時這也標誌著政治動盪的開始。很快，阿富汗迎來了一場全面的戰爭。

對我們家人來說，父親的去世意味著失去一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財富、我們的家庭領袖乃至我們生存下去的理由。

親愛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沒聽說過“戰爭”、“火箭”、“受傷”、“殺戮”、“弓雖。女幹”等字眼。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阿富汗孩子對這些字眼再熟悉不過了。

四歲之前，我知道的都是描述幸福、快樂的字眼。

我真的很懷念一家人躺在叔叔家平坦的屋頂一起睡覺的夜晚。他的房子挨著我們的呼利大宅，在屋頂能看到最美麗的峽谷風景，所以大家都喜歡到那裡去。我母親、嬸嬸們、還有我的“小媽”（父親的第四個妻子，也就是我母親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兒，講著老掉牙的故事，直到半夜才罷休。

我們這些孩子們安靜地坐在夜空下，或者沐浴在淡黃色的月色裡，聽這些甜美的故事出了神。夜間我們從來不關門，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全副武裝的警衛人員。那時候根本沒有盜賊，也無需擔心其他危險。

在那段時期裡，生活在愛的包圍中，我幾乎沒想到我的生活是在母親對我的厭惡和悲嘆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