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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回家。但是，這些人是根本不會被一個女人的請求所打動的。他們理都沒理我，還帶著哈米德去了另一扇門。我跟在身後，還緊緊抓住他的手，不依不饒地請求。等他們開了門，我的心立馬沉了下來，因為門後是成百上千的囚犯。一些囚犯戴著手銬，一些囚犯被捆綁，一些囚犯站著，所有人都被趕到發著惡臭的院子裡，擠在一塊兒。

其中一個塔利布抓著哈米德的手，我仍舊握著他的另一隻。我們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他們就要將他從我身邊帶走，拆散我們，我甚至擔心他們不加審判就要對他執行死刑。既然不給任何理由就逮捕他，那麼不加審判行刑也完全有可能。我依舊沒有鬆手，並且再次請求說：“我也要進去，我怎麼能夠獨自離開呢，我是個女人，不能一個人在外面生活。你是個穆斯林，你怎麼能這麼做？”塔利布用普什圖語回答我，語氣粗魯，口音就像沒受過教育的鄉巴佬。“閉嘴，你這個女人，你講得太多了。”說完用力推我。我一不留神，趔趄著栽倒在一個散發著臭味的小水坑裡，當時我還穿著高跟鞋和禮服。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前，我們還在迎接客人呢。哈米德轉過頭試圖拉我起來，但塔利布推著他朝相反方向走去，進了一扇大門。就在我掙扎著站起來的那一刻，我瞥了他最後一眼。然後，大門就合上了。

哈米德進去之後，我就想到了哥哥，他才是塔利班要找的人。現在安全嗎？他人在哪裡？我身上沒錢了，坐不起計程車，於是穿著高跟鞋在城中拼命地跑，跑向我哥哥家。他的妻子在家。她對我說，哥哥最近在親戚家不停地換著住，連續三個晚上每天都換一次，以防被抓。此刻，他正躲在卡爾特瑟，一個在內戰中飽嘗戰火之苦的喀布林西部地區。既然我現在幫不了哈米德什麼忙，那就幫幫我哥哥吧，於是我就去找我哥哥。

到了之後，沒有跟親戚行額手禮，我就粗魯地直接闖進去，我要親眼看到哥哥才放心。房主夫婦都是教師，丈夫是喀布林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妻子跟千千萬萬個阿富汗勇敢女人一樣，不顧禁令，冒著巨大的危險在家裡私設學校。這對夫婦膝下無子。

房間沒有沙發，好多墊子靠牆一字排開。米爾沙卡伊躺在一個墊子上，面對著牆壁。看我來了，他的臉上突然警覺了起來。自從婚禮過後，他還是第一次見到我，那天他還抱著我默默哭泣呢，之後我就開始了新婚生活。此刻重逢，我們又哭得一塌糊塗。

我趕緊把哈米德被捕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他，還說此刻他們是如何在對他進行四處搜捕。這裡對他不安全，因為他們會挨家挨戶搜尋我們所有的親戚。打的出逃也不安全，外面到處是塔利班的哨卡，如果攔下我們盤問，他們手裡是有我哥哥的照片的，很快就能認出。於是我們走著出逃。我仍然穿著該死的高跟鞋，腳疼得要命。

那是我第一次穿著蒙面長袍走那麼長的一段路。我向來就不擅長走路，穿上高跟鞋再加上心裡一焦急就更是如此，人行道的每一塊石頭或者每一道縫隙都可能將我絆倒。

我們往城市的郊外走去。其實，本來我們是沒地方可去的，但是，真要去找個地方躲藏還是有的，雖然能選擇的餘地是那麼有限。太中央的位置或者人多的位置都有哨卡，郊外我們能躲藏的地方也多，人卻較少，所以我們才往那裡去。一路上，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哥哥問起哈米德的情況，問他符合不符合我的期望。我高興地告訴哥哥說，哈米德確實很好，我沒嫁錯人。

我告訴哥哥說，哈米德跟我討論了定居的計劃，甚至還考慮要不要離開阿富汗。哈米德曾經建議到巴基斯坦定居，可我說，哥哥都在喀布林，我不能離開。後來我們還討論搬回巴達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也就是我最早開始上學的地方。巴達赫尚省沒有被塔利班控制。我的姐妹們，哈米德的家人也都在那裡，我們倆也都非常懷念那個地方，所以這也就成了我們的計劃。我們打算搬到鄉下，我可以教書，哈米德可以經營他的公司。

向哥哥講述這些計劃比腳跟上的水泡還要讓我心痛，所有新婚之際的夢想和計劃此刻都已經付諸東流。漫無目的地走了四個小時之後，我們叫了一輛計程車。我記得哈米德有一個親戚，當時跟她一個兒子住。雖然不知道確切的地址，但應該就在馬克洛裡安街區，也就是在我和哈米德的住所附近。前往那個親戚家的途中，我們經過了一個哨卡。坐在車上，我們提心吊膽，生怕他們搖下窗戶檢視我哥哥。但那天真是幸運，哨兵沒往車內看就示意我們開走。　我哥哥見過哈米德的這個親戚，當時來我家提親她也在。我哥哥還說，她化妝太濃，指甲太長。在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