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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三個人一起打。這一幕真是瘋狂至極。

那天我們一行四人外出：我嫂子、我未婚夫，他的姐姐和我。幸運的是塔利班分子沒理睬我們。我們買了婚戒，至少也得有個能從中獲取一點兒小小的快樂回憶的物件吧。我敢說，哈米德透過蒙面長袍的網眼一定看得出我開心的笑容，當時他正為婚戒付錢。由於婚禮活動管得甚嚴，集市上大多數的衣服店都沒進新貨，東西少得可憐，我只好用心慢慢尋找。我一直想擁有一件蓬袖禮服，可如今裸露手臂也被禁止了。

在婚禮上，阿富汗的新娘通常先後換三到四次禮服，每次的顏色均不同，代表的意義也不一樣。在“海娜之夜”①，我選的禮服是淺綠色的。在“尼卡”②環節，也就是儀式的第一部分，新娘常常穿深綠色的衣服，但我想與眾不同，所以就選了粉紅色。這是一種帶有玫瑰色的粉紅，它代表的是一種歡樂的色彩，給塔利班的灰色統治帶來一絲亮麗，光看著這粉紅色的禮服就讓我精神振奮。“尼卡”環節之後新娘再換一次禮服，進入接待晚會環節。通常在這個環節裡，新娘穿的婚紗是白色的連衣裙和麵紗，與西方國家的新娘穿的類似。

如果是在正常時期，我的婚禮可以按照傳統想辦多大就多大。不但親戚、朋友，還有政治上的同盟、支持者、巴達赫尚省的老鄉都會受到邀請。在我們的文化裡，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政治之家，婚禮兼具大型社交功能。可是，由於眼下婚禮宴會廳關門了，我們沒地方舉行大型宴會。再說，戰爭時期，我們的經濟條件也大打折扣，我懷疑是否還能辦得起那麼大的婚禮。即便如此，我家還是邀請了1000人來參加我的婚禮，到後來，真正到場的來賓數接近1500人。

阿富汗的婚禮一般也遵循嚴格的隔離制度。女人和孩子在一側，男子在另一側。如果在一個婚禮宴會廳裡舉行，這就意味著要麼給男性女性各自單獨一個房間，要麼就在大廳中央用大窗簾布隔開。我們的解決辦法是將婚禮放在兩棟房子舉行：一棟是我哥哥的房子，另一棟是鄰居家的。婚禮前夕，我們舉辦了傳統的海娜儀式。按規矩，新娘的雙手要塗上海娜墨水，我們是去美容店做這件事的。本來我很喜歡去這種美容店，但在這樣的特殊時刻我提不起一點兒興趣。這場婚禮，無論是禮服的質量還是我的髮型，都不是我自己的選擇，也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經盡了力，但在內心裡總覺得很粗糙，頂多算湊合。

海娜儀式持續了大半個晚上。通常這一儀式在婚禮前幾天舉行，以便新娘有幾天的休息時間來準備婚禮，我們沒得選擇，只好在婚禮前夕舉行。幾個女子圍成一圈，擊著“戴拉”（一種類似鼓的樂器），唱著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經累得沒有一點兒力氣。但說實話，即使“海娜之夜”提前一個星期舉行，我在婚禮前夕也一定徹夜難眠。

我的婚禮既甜蜜又痛苦。母親已經歸西，健在的姐妹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不能來參加婚禮。曾經剛生下我來就想讓我死的母親，這麼多年來幹得那麼起勁為的就是我能有個好未來，在病榻上，趁彌留之際給我挑個好丈夫的母親，竟然不能參加我的婚禮。準備婚禮的時候，沒有她在場握著我的手，對我說鼓勵的話語，真的比走在滾燙的釘子上還令人心痛。

早上六點，髮型師用捲髮器給我捲髮。她嘴裡不停地發出嘖嘖的嘆息，說我面色很憔悴，應該多睡一會兒。坐在椅子上我都快睡著了，一直睡到十點半，然後才開始化妝。髮型師看到我這副模樣，依舊用嘖嘖聲對我表示同情。照了鏡子之後我才意識到她說的一點兒都不差，我確實很難看，黑眼圈，滿臉痘痘。還有一件令我異常失望的事就是，我本來打算偷偷地用錄影機或者讓專業的攝影師將婚禮全程拍攝下來，塔利班禁止人們錄影，但一些錄影從業人員願意冒險，只是服務價格比以往貴兩倍，因為他們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可是，我哥哥不允許我這麼做。他的一些老朋友在政府部門地位卑微，他就怕這些人會向塔利班當局告發我。所以，我的婚禮沒留下任何形式的紀念，只有幾張朋友們用自己的照相機偷偷拍的粒相快照。

婚禮上的很多人我不認識。來賓中很多是我哥哥的朋友或者他們的妻子，還有他的同事。我開始有點生氣，心想，他們是不是為了吃免費大餐而來呢？很顯然，他們不是真正為了向我道喜而來的。

婚禮中的宗教儀式部分是由一名毛拉主持的。哈米德、我，還有兩位證婚人被帶到一個單獨的房間。那天，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哭了起來，當然那絕不是最後一次。結果可想而知，我所化的妝——那天唯一令我看起來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