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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世界。哈米德和我這樣的一對年輕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來的阿富汗的形象：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妻子，胸懷大志，有一個同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丈夫，溫文爾雅、才華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現實中，我卻穿著蒙面長袍，騎在馬背，留著長髮、鬍子拉碴的丈夫牽著馬，帶著我翻山越嶺。這樣的塔利班思想禁錮著我的祖國，彷彿要將其帶回到中世紀。

但是，即便懷著恐懼，我依然有著強烈的樂觀精神。塔利班並不代表著我所瞭解和熱愛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們已經偏離了正道，是一場疾病，經歷了多年的戰爭和疾苦，這場病久久沒能痊癒。翻過一座座山，蹚過一條條溪流，透過一條條窄道，我的壓抑感漸漸退去。每邁過小心翼翼的一步，我彷彿就輕鬆了許多，最後，經過幾個小時的跋涉，我們終於抵達北方盟軍的前線。

到達之後，並沒有什麼隆重的歡迎儀式。到了便是到了，那地方是個小鎮，人們像往常一樣各忙各的。我們的嚮導彷彿轉身對我們說：“看，我們到了。”我們又叫了一輛轎車，載我們去賈布林薩拉熱。車子只開了幾個小時就到達了目的地，但真的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市場一片繁華，顧客比肩繼踵。女人來來往往，跟男人隨意交談，根本沒有塔利班那一套嚴格的監督體系，餐館裡的顧客爆滿。哈米德和我住進了一家賓館，這在喀布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這裡卻是再正常不過了。

站在賓館的門廳裡，我想起了去年發生的一系列大事。塔利班高壓政策下的生活大大改變了我，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究竟是怎麼改變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個我，自信心消失得無影無蹤，每天的擔驚受怕耗盡了我的體力。我靜靜地站在那裡，就像一個溫順的塔利班妻子，而在過去，我一定忙著登記入住，檢視房間，確保行李工搬進了所有的行李包。現在的我很被動，只會等著丈夫安排好一切。想到自己竟然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我真的很傷悲。很小的時候我就有很強的組織能力，這是母親生前一談起我的童年就讚不絕口的優點。塔利班將那麼一個自信、有決心的女孩變成了一個弱小、冷漠、膽怯、疲憊的女人，一個生活在蒙面長袍底下，將自己隱身的女人。

我竟然不敢上前跟賓館老闆講話，而他正揮著雙手歡迎我們入住。我對男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覺得他們殘忍，不值得信任，只會伺機剝削、利用女人，而我發生這樣的轉變竟然是打著伊斯蘭教的名義完成的——儘管這樣的伊斯蘭教不是我所認識的教派。對兩性的這種看法源自我內心的恐懼和懷疑，而不是出於我一直以來所相信的尊重。

我母親生活在一個更保守的年代，但是她卻擁有自由和權利，到了我這個時代，這兩樣東西居然都被剝奪了，生活在塔利班鐵蹄之下的千千萬萬其他婦女也被剝奪了。母親想什麼時候回去見家人就什麼時候去，父親不在家，她還承擔起管理家庭事務的重任，負責將他的奶牛趕到高山上的牧場放牧。是的，父親打過母親，如今看來，這是不對的，但在那個時代卻是農村文化中再正常不過的事，但除了這一點，我知道父親是完全尊重她的。塔利班對女人也是很暴力，但根本沒有尊重可言。

我們上樓到房間去。房間是典型的阿富汗客房：空間不大，地板上鋪了墊子。我那天的心情有點怪，脫離塔利班魔掌之後的自由心情勾起了內心深處長久以來壓抑的情緒。哈米德心情很好，像個小孩似的在小房間裡蹦來蹦去。我本來還以為在監獄的時候，冰冷的寒夜裡，他的稚氣早就被榨乾了呢。他的熱情極具感染力，後來連我也都放鬆了起來。我摘掉蒙面長袍，扔到房間的角落，一起被拋掉的還有我的煩惱。看著皺巴巴、髒兮兮的蒙面長袍堆到一邊，我真想跳上去，將其踩進地板裡去。

“戴上圍巾吧，親愛的，”哈米德說，“我們出去走走。”聽到這話，我感到無比的陌生，就像是他在慫恿我頑皮搗蛋，彷彿我們是調皮的孩子，在策劃某些被禁止做的事。

也正是在這時我感到一陣狂喜。我可以那麼做，我真的可以戴著圍巾出去，像一對正常夫妻那樣上街。我只需遮住頭髮，不用遮住臉。因為懷孕，我的肚子很大了，但時至今日，我還記得那天我高興得雙腳幾乎不著地，蹦蹦跳跳像個十幾歲的少女。

拂面的微風有如自由之吻。圍巾遮住了所有的頭髮，衣服也中規中矩，完全符合伊斯蘭教義，但是，沒有了蒙面長袍，我突然覺得自己就像赤身裸體，非常不自然。我開始反思塔利班對伊斯蘭教義的戕害是多麼嚴重，這些人以真主安拉的名義行事，但他們卻沒有真正尊重這位神。他們非但不遵循《古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