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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司機沒理他。於是他就瞄準輪胎開了一槍。輪胎馬上就爆了，車子來了個急轉彎，幾乎要撞上這個男子。我坐在車子前部，擔心他過來拽我下車，可是司機很冷靜，依然開著車前進。那男子朝後面的車子拼命地射擊，我不敢回頭看他是否殺害了某些無辜的家庭。

人們不知道該往哪裡逃命，只想出城。時值初冬，去往薩朗關口的路上，寒氣逼人。因為緯度高，呼吸困難，車內的寒氣把我們的腳指頭手指頭凍得生疼。關口已經封閉，沒有通行證的家庭要麼待在冰冷刺骨的山頭，要麼開車回去直接進入塔利班前線。即使有通行證，穿過關口也要好幾個小時。指揮官不想讓關口另一側的戰士看到有大批難民湧入，不然就等於在說他們已經敗退，所以每次他們只放行一部分車輛，儘量讓一切看起來跟往常沒什麼兩樣。

在車隊裡，我嫂子看到了她的表妹。她剛剛結婚，和丈夫以及一個星期大的嬰兒坐在車子裡，神情恐慌，原來他們沒有通行證。在那麼寒冷的天氣裡，如果走不了，嬰兒必死無疑。因此，我們決定把警衛車先留下，讓他們的車頂替。我們所有的家當都在警衛車裡：行李包、錢、珠寶，把守關口的人說警衛車過會兒就放行。

安全透過關口後，我們沿一條環山公路上山，車子在懸崖峭壁上顫悠地爬行。通常我對這麼高的破舊山路很害怕，但那天卻感到很輕鬆，因為我們終於成功擺脫了塔利班分子。

嫂子終於成功找到一棟房子，房間不多，而且已經住了60號人。他們都是我哥哥的部下，以前都是警察，現在沒別的地方可去。這也是為什麼阿富汗有那麼多非法武裝力量的原因。一旦政權傾覆，他們就沒得選擇，只好跟從老領導，組成一支武裝力量。但是，我哥哥並不想讓我們被一大群男人包圍，所以就遣散他們回家。

午夜時分，警衛車輛已經透過關口，將我們的所有家當運達。等行李包一被扛進屋，我就上前一把拿了過來，心想，裡面的珠寶一定不見了。這幫來保障我們安全的人已把它們全部擄走，他們是當地另一名指揮官的部下，派他們來護送我們過關已經是給我哥哥面子了，所以我們也不好說什麼。嫂子把行李包搜了個底朝天，就是找不到珠寶。她幾乎要哭了，而且有點歇斯底里，接著她搜出一條手絹，大聲擤鼻涕。我禁不住笑了，她也跟著笑了出來，除了笑我們還能怎麼樣呢？只有手絹跟她打包時差不多。不管怎樣，我們現在總算安全了。

家國之殤再次讓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我當醫生的夢想也隨之破滅。塔利班已經全面禁止婦女上學，即使喀布林足夠安全（但事實上顯然不安全），我回校唸書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我整天待在普勒胡姆裡，燒菜做飯，打掃衛生，在花園裡喝茶。這是我母親和姐姐們忍受過的生活，也是我努力擺脫的生活，我的心情變得十分沮喪。白天慢慢變為黃昏，進入漫漫長夜，接著又是慵懶的早晨。我只想閉上眼睛，擋住黎明的陽光。

這個時候，許多男學生、教師和教授都已經逃亡到國外，所以上大學也已經失去了意義。塔利班的統治已經將喀布林從一個飽受戰亂的城市變為一座死城。說實話，我也說不準兩者孰優孰劣。

人們稍有不端的行為就要被拘禁或毒打。塔利班挨家挨戶搜查，要求居民交出武器，他們不相信喀布林會有人不藏武器，根本不會把“沒有”當作回答。如果誰不交出武器，或者真的沒有武器可交，就會被拘捕，關進監獄。有些家庭只好出去買武器，交給塔利班，為的是讓他們釋放被關押的親人。

最恐怖的要屬被帶到“惡習與美德部”，一提起這部門的名字就足以讓最勇敢的人心石化。一幢白色的水泥別墅，坐落在一個叫做舍爾諾（新城）的地方，外帶一個花園，裡面長著茂盛的葡萄樹和芳香四溢的玫瑰花。被指控犯有褻瀆宗教罪的或道德罪的所謂犯人都被帶到這裡來審判。鬍子不夠長的男人、沒穿蒙面長袍的婦女統統被抓來，被塔利班分子用鋼絲繩抽打腳底心，屋外的塔利班分子氣定神閒地坐在玫瑰花叢中呷著茶、講著笑話。在這裡，受到驚嚇的喀布林婦女被指控不道德，接受從阿富汗南部保守的鄉村來的毛拉①的審判。喀布林與這些鄉村一直以來在文化和社會習慣上簡直是兩個世界。幾個月前，以穿著最時尚的服飾拿著書本上大學為榮的女性現在卻遭到不洗澡不識字的文盲的審判。

奧林匹克運動館，一座大型圓頂建築，曾經迴盪著板球和足球觀眾的掌聲，如今卻成了一種新運動的場所——公開行刑。在這裡，通姦犯和小偷被石頭打砸，要麼就是當著歡呼的人群被砍去雙手。這種種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