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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編劇的出色之處，在於把希特勒政治煽動的內涵，寫得非常真實。典型的希特勒政治語言，臺詞幾乎是當年幾次演講的實寫，卻與他的“個人感情生活”聯絡很緊。例如希特勒大談“德國需要鐵的紀律”，我們知道他是說蓋莉必須遵守他的紀律；例如他激動地說“德意志，我在祭壇上獻出我的血”，我們知道他想到的是蓋莉血汙的屍體，他獻上的不是他的血，是其他人的血。在這個頭腦中，民族的與個人的，政治的與男女的，是混成一片的。

這樣的“人性化”影片，處理非常出色。我推薦中國影片進口公司買下放映權。

歷史學家往往指責藝術家：我們多少年前早就討論過的問題，你們今天才碰。電視劇《走向共和》引發爭論時，近代史界就有這個牢騷。豈不知，學術訴諸理性，藝術訴諸感情。很多藝術描寫，不是一個“事實真實”就能解決。希特勒是不是應該寫成一個人，在藝術中，就絕對不是寫歷史那麼簡單。

一個現成的例子：就在BBC放《阿道爾夫舅舅》的那個晚上，哈里王子去參加一個化妝生日派對。這個有名的惹禍包，竟然穿了一套德軍服裝，佩戴納粹黨袖章。第二天英國報紙刊登出大幅照片，輿論大譁。他正報名軍校，輿論要求軍校拒收。這個王子已經20，竟然如此不知起倒，對歷史的敏感，與中國影星類似。

連王子的歷史覺悟都如此，我們對“人性化”地描寫納粹，不免有點擔憂。今年慶祝反法西斯勝利60週年，且看作家藝術家如何對付這個難題。

文學這遊戲不公平

“現代文學”這個概念，出現才不到一百年，中國人對文學的態度就來了個滿擰。

一九零二年，梁啟超登高一呼：“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

梁啟超眼光的確不凡。二十世紀的中國，果真不斷在“革新”文學，藉此革新一切。五四以後，無論左右，很少敬重梁啟超，卻都認“新”文學為新中國第一步。此後幾乎整整一個世紀，事事都有文學帶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首先掃蕩文學，以至於八十年代初治癒“傷痕”也得靠文學。文學如此重要，難怪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文學家自視甚高。

現在弄文學的人，對這一百年文學，理所當然地瞧不起。內容不害臊地宣傳不必說了，就說藝術性，或者說技巧，現在任何一個寫詩的人，都可能比那時的著名大詩人寫得好。這很容易證明——隨便拿兩本詩刊比一下就行。小說也一樣。

“不公平”的是，八十年代初之前的文人，自認為民代言，他們的作品果真全民族都讀，而且真是全民族的文化英雄——比今日歌星影星更為威風，他們有道義的優越感。

另一個“不公平”，也就好解釋了：文學既然參與政治遊戲，文學家有時被當作政敵：貶謫流放，判刑坐牢。政治本來就是成王敗寇，天無二日地無二君，得意者少敗亡者多。作家詩人，寫得既不高明，卻是名滿全國萬眾景仰，萬一捲入政治的絞肉機，不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如此，第三個“不公平”，也就好解釋了：當今的作家詩人批評家，比前輩高明得多，名聲卻與其他職業者相仿，極難傳到文學小圈子之外。收入也不佳，靠其他工作“養”寫作。但是不用抱怨。沒人讀你寫的詩，但是你絕無生命之虞，除非自殺。有幾年，中國詩人自殺比例漸漸高起來，恐怕也是文學地位正常化的標記。

文學家地位不高，想做文學家的人卻太多：寫小說是無本生意，只要有空閒，文學創作空前繁榮。這本是好事，偏偏讀者並沒有因為休閒而增加。於是創作找不到讀者，文學刊物無利可圖改成時尚刊物。2004年中文長篇小說出版竟達1000部，絕大部分印不到幾千冊。2004年據說出版詩集1000部，幾乎全部是詩人自己“贊助”，所謂“虛榮出版”：作者買了送人。

當然，想當歌星，球星，明星的人更多。一百個球星，是拿一百萬沒有踢出名堂的足球少年墊底。問題是娛樂明星得大名賺大錢，連失敗者賭了一百萬都覺得值。文學家無名無錢，擠上去也是一條小道，被擠下去的大多數，就覺得不值。

於是“憤怒出詩人”，寫出的文字越發多。這是第四個不公平。

雞湯誰先喝？

傑克。坎菲爾（JackCanfield）先生，60年代在哈佛上大學，學的是當時嬉皮士們最喜歡的課程之一：中國歷史。嬉皮士唾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