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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付大的黑色眼鏡等。而最無人道的作法，是在鞋子內滿布圖釘，讓被解送的人有

一隻腳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裝成跛子由特務挾持著上下火車。被解押的人穿

著這種有圖釘的鞋子，有時不留心觸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紙板上的圖釘便刺入腳掌，

下車後血流得滿鞋都是，還不準喊痛，用這種辦法只要一兩個人解送便夠了。

由於解送南京的人經常有，因此解送的辦法也越來越多。解送的時間多是乘夜

特快車，在車快開時才進入臥車廂。這是因為曾發生過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廁所的機

會跳窗逃走。以後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車的當天，整天都不準飲水，上車後就是真要

解大小便也不准許，一直要硬忍到南京。這一夜時間的確是不易捱過。

在上海區工作的特務，當時也隨時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險。有的因被認為

工作不力或不忠於軍統，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亂來，情節重的均派專人解送，情節

輕一點的就採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卻故意告訴乙暗中監視甲

到南京。到達南京時，結果是甲拿出介紹信把乙交給到車站去接的特務帶走，弄得

乙莫名其妙。有時要送兩個去，便分別叫甲乙同時持介紹信暗中監視對方到南京。

因為平日沒有橫的往來，彼此不認識，而自己犯了錯誤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兩

人同時均被帶走，弄得一些特務對這個集團也是常常提心吊膽，不曉得哪天要去坐

牢。

我在上海的幾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後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

特務也達二十餘人。其中有些經過幾次轉移囚禁，一直關了十來年到抗戰勝利才開

釋，幾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殘廢。

監視工作

上海區幾年間還有一個主要的任務，即監視上海的進步人士與反蔣分子，這幾

乎是每個外勤特務都擔任過的。可是每個被監視的物件究竟為什麼要受監視，一般

的特務不一定清楚。有時當組長的也只簡單的瞭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讓知道真實

內幕的，即令透露一點情況，也是欺騙或故意說成是漢奸或者籠統地指為〃反革命〃、

〃反動派〃。可是真正的漢奸卻從來不敢去惹他們，甚至彼此勾搭起來。

約在一九三七年初，有人介紹一個姓郭的到偵察大隊來當稽查員，大隊長王兆

槐向戴笠請示，得到批准。之後，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長期替日本領事館做情報

工作的，但誰都不敢說替日本人工作叫漢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

為榮。王兆槐還很高興地能得到這樣一個人，凡是與日本人交涉，總是派他去。而

那些常常被稱為漢奸的，我以後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蔣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組

長期間，我那組所監視的人大都是社會上知名之士，對他們不好加上漢奸帽子，只

好稱之為〃反革命〃。

幾年間沒有間斷過監視的人，如宋慶齡先生，這是蔣介石親自指示要經常監視

的。當時我們只知道來先生是反對蔣介石與同情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進步團體的，要

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利用她的地位來與政府為難。因此宋先生成為反動派的眼

中釘，可是特務們又不便直接去對付她，所以採用長期監視的辦法，主要是看哪些

人與她有往來，可以對付的便由特務們去對付一下，不能對付的便報告上去。

一九三三年夏天，特務們在上海暗殺楊杏佛先生，這一方面是威嚇宋先生，另

一方面是對接近宋先生的進步人士的打擊，企圖阻止進步人士和宋先生往來。法租

界組還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設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務先去和

宋家那個女傭人往來。這個女特務化裝成附近住所的女傭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

就被發覺。因這個女特務辦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傭人打聽有關宋的情況時，被她

察覺了，沒有幾天就不再理這個女特務了。不過還有一點機會可利用，就是這個女

特務與她往來時，得知她剛與一個流氓丈夫離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務去勾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