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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傳統中國的財政與稅收（1）

1985年我接到美國常春藤某大學副校長的一封來信，他要我幫助品評他們一位歷史系副教授應否給予固定的教職。對我來講這算作一種榮譽工作，也算是對同事們應盡的義務。因為這位副教授專長是研究傳統中國的財政，而我在劍橋大學出版的一本專著《十六世紀明代的財政與稅收》也是同樣的範疇。最低限度她的立論和我所著書沒有牴觸。我準備贊成學校裡給她。是否外界會說因為她支援我的意見，因此我也在捧她以作報效？而且這大學的來信，還包括一紙名單，有當今美國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18個學者，要我評判該校的副教授在學術界的成就，在他們之上，還是在他們之下？我沒有看過所有人的著作，倒是對其中三五人，至少有相當的瞭解。可是各人所學的背景立場不同，其論點當然也有差異，如何可以品評高下？又如何我說的即能算數？ 經過一段思考之後，我覆信給這所大學，說明我贊成給她固定的職位，承認她學術上的成就和今後前途上的展望。她所著書引用資料之豐富，已經是有目共睹。 至於她的專長和我自己的相同，不禁使我躊躇。趁此機會我就指出大凡我們研究一個社會與政治體制，當中之因素與我們所處現局不同的話……明清社會也在這情形之內……我們勢必要了解這體制的高層機構、低層機構和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絡。研究財政稅收確實有如此的好處。如果你涉及全貌，必對所敘之國家社會提供一個剖面。上層即涉及戶部職掌、衙門部院、軍費之開銷，下層又必提到納稅人的土地佔有情形、付稅能力、鄉村組織。在抽稅與付稅的當頭，也必談到上層掌握到下層的情形、個人之權利與義務。所以在內容的詳盡和組織的嚴密上講，被評議人的識見應當不在我所知道的數人之下。而她立論的可靠性，更因上述三重因素的連鎖關係證實，這樣子把我作評議人的責任卸下。 我所沒有明講的則是西方這幾十年的風尚，重分析而不重綜合，研究中國歷史時只從小處著眼，往往忽略大局。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在常春藤大學的專家，因為原始資料裡提及〃膏腴萬頃〃，他就根據1頃為100畝，在字面上認定某某等人在明末領有出產豐富的田地各100萬畝。殊不知萬曆年間全國登記的土地不過7億多畝，如果上述土地佔有的情形確實的話，則只要700個這樣的大地主，就把全國的耕地整個霸佔。並且當日全國1100多個縣，很少有一縣的田地在百萬畝以上。一般中等的縣田地不過50萬畝。更小的縣和更偏僻的縣，只不過二三十萬畝。如果一個家室的產業，超過兩個縣或三個縣，使全境所有的種田人都屬他的佃戶，則知縣的遣派、巡按官的來往、抽稅與組織地方自衛武力等等工作勢必遇到絕大的阻障，科舉考試能否執行都成疑問，而絕不可能此時官方檔案全未提及，而地方的方誌也缺乏類似之記載，況且在那種情形之下，地方之鄉紳是否能出面編修府志縣誌，尚成問題。 我提出這段小故事，其目的不在攻擊某個人，而是指出中國史學之危機。把〃膏腴萬頃〃這樣不負責任信口開河的文句，當作真有其事，確實可以算作肥沃的土地100萬畝，不始自美國常春藤大學，而始自大陸方面1940年代及1950年代的歷史學家，他們的目的，旨在表彰中國有一個長遠的〃奴隸社會〃與〃封建時代〃，以作階級鬥爭的張本。以這樣意識形態為主體所寫之歷史，和相反方面而以類似情調所寫的歷史，不提及中國歷史的積極性格，下至民國，讀來只有袁世凱錯、孫中山錯、蔣介石錯、毛澤東也錯，於今鄧小平更錯……全部是壞人做蠢事的記錄。怪不得很多年輕人讀來義憤填膺，動輒戴上東洋式的頭巾，去遊行示威了。 我們想修訂歷史，要讓意識形態跟著歷史走，不要使歷史被意識形態壟斷，保持最低限度的客觀性。說來容易，但是如何可以擔保我自己不帶偏見，不被我個人的意識形態所矇蔽？首先我們必定有這樣的一段共識，中國在20世紀，曾被迫經過一段從頭到尾的改造。即是大陸來的人口，在1940年代進入臺灣兩百萬，也是歷史之前所未有。各位年輕的可能沒有這種經驗，可是你們長一輩的大概可以告訴你們，在這大變動的過程中，我們的衣食住行無不經過一段改變。再追溯上去，到本世紀的前端，到我的父輩那一代，則不僅衣食住行，而且婚姻、家庭關係、權利義務、社會習慣都有了重要的改變。這種改變和它帶來的###，因為時間之長，牽涉人口之眾，是人類歷史裡最大規模的一次改變。 要分析研究這大改變的過程，因此才啟發我們，使我們領悟到將來之去向，我們先要了解舊社會的沿革，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