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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要求我，說“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因為胡倫曾給家裡來信，說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找吧。我父親當時對舊社會也是不滿意的，對我們兄弟倆參加革命，一直採取支援、擁護的態度，從來沒有反對過，父親知道小平在幹什麼。

我當時不到二十歲，到上海後到處找老鄉打聽，上海有廣安老鄉幾十人，打聽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況很不熟悉，語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來找去沒著落。我找得沒有辦法，突然想出一個幼稚的辦法，當時我看到報上有很多“尋人啟事”。結果我就到當時的《時事新報》登了“尋人啟事”。我很清楚地記得，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當天該報只出半張報，啟事內容就講：鄧希賢兄，我現在已到上海，住在什麼地方，希望你見報以後來找我。因為那時候國民黨特務用這種方法抓人的也有，登報用親戚的名義，結果你去找會碰到特務。後來據他們講，他們先派了地下交通化裝了之後，到我登報的那個地方來了解，看有沒有幾個四川人在那讀書，其中有沒有一個鄧先修，房東說有，後來他自己親自來找我。有一天下午，我們四個青年人，都是四川我們的同鄉、同學，正在一個小房子裡聊天，突然間進來一個人敲門，他登門時穿著長衫，戴著便帽，學者樣子，一進門就問你們這兒有沒有一個鄧先修。當時我想，我在上海沒有熟人啊，怎麼會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報，一看這個面孔還有印象，因為他走的時候我只有七八歲，隔了十三年，變化很大，他那時二十*歲，還

有點印象。我就看出來了，我說我是鄧先修。他說：好好好，你登了個報我們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預定一間房子，跟我談話、接觸。那個地方流氓、*、叫花子成堆，特務也不管。我們在一起，他先簡單地問了一下家庭情況，那時候我母親已經去世了，我父親還在。簡單地說明一下，我這次到上海來，是求學的。我知道他早就是共產黨員了，講了我想參加革命的願望。他說：“不要多說了，其他的事情以後再說，現在你趕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個同學都要搬，全部離開這個地方。”並要我搬了新的地方後告訴他。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因為我也參加了共青團。當時東西很少，一包東西，一張小鐵床，我就搬到了一個同學家。

登報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他來找我是五月中旬，五月至七月他去過幾次，我也去他熟人家見過他，一邊打牌，一邊談話，別人不注意。此時一個姓戴的同志介紹我參加一個國際組織“赤色互濟會”，救濟獄中的同志。有時參加*、*，還搞“飛行*”那一套。

幾個月之後，大哥就去江西中央蘇區了，我們分開了。在這期間他帶我到張錫媛的墓地看了看。從這以後又過了十五年，“七大”以後我們又在延安見了面。①

①《話說*》，第7—９頁。

第三章　紅旗飄過左右江

1。

（我）二十五歲領導了廣西百色起義，建立了紅七軍。從那時開始幹軍事這一行。

我對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時期紅八軍和左江革命鬥爭的情形，簡述如下：

（一）一九二九年，廣西俞作柏、李明瑞領導的反李（李宗仁）、白（白崇禧）鬥爭，於當年七月失敗。失敗時，我黨同志領導的武裝警備第四大隊和第五大隊於南寧起義。第四大隊由張雲逸（大隊長）同志率領到廣西右江百色地區，於十一月在百色揭起紅旗，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五大隊由大隊長、黨員俞作豫同志率領到廣西左江龍州地區。李明

瑞當時不是黨員，亦隨到龍州。於一九三○年四五月間揭起紅旗，成立了紅軍第八軍，俞作豫同志任軍長，我兼任政治委員。其時，李明瑞同志被中央批准加入了我黨，並被任命為紅軍第七、八兩軍總指揮，我兼任政治委員。

（二）紅八軍成立的時候，約兩千多人不到三千人，其時，我正在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當我一九三○年七月底由上海經越南迴到龍州時，敵情開始比較緊急了。我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商量，由於當時左江群眾基礎很薄弱，紅八軍也比較孤單，人數也不多，乃決定靠向右江紅七軍。我在龍州只住了幾天，即由紅八軍派一個連護送，先到右江與紅七軍取得聯

絡。我到右江後，十月才與紅七軍會合，其時第八軍已在左江失敗，失敗的時間大約在*月間。由於警惕性不高，被李、白部隊突然襲擊，大部分被打散了，俞作豫同志去香港，由香港當局引渡到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