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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馮玉祥）先生要求我們黨派人到西北軍。我們從莫斯科來了二十人。我們有三個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我才二十三歲。

在中大（指莫斯科中山大學——編注）呆了一年，我們二十幾個人回國了，說是馮玉祥要人。結果交通不通，只有我們三個人隨運子彈的車到寧夏。一路走沙漠，騎駱駝，一個月老曬太陽，很熱。①

這個學校（指西安中山軍事學校——編注）是當時擔任國民革命軍駐陝總司令的于右任辦的，於當時屬於國民黨左派，這個學校的主要職務都是由黨派人擔任的。校長史可軒是黨員（後犧牲），副校長是由蘇聯回國的李林同志（我們在法國就熟識，李後在中央蘇區犧牲），我同時擔任校黨的書記。學校經過短期籌備，很快辦起來，學生不少是黨團員，除了軍事訓練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發展黨團等項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講革命，公開講馬列主義，在西安，是一個紅色的學校。這個學校在一九二八年成為陝西渭華暴動的基礎。①

今天我們在一起紀念煥章誕辰一百週年。煥章先生是很值得我們紀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當長的時間為國家和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建立了豐功偉績。他也是同我們黨長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馮玉祥的夫人——編注）是很好的同志，我們也很懷念她。

弗能（馮玉祥的大女兒——編注）是我在蘇聯東方大學的同學，她是我們班上年紀最小的，只有十五六歲。當時有兩個人是我們班上最年輕的，一個是馮弗能，一個是蔣經國。

當時，煥章先生要求我們黨派人到西北軍。我們從莫斯科來了二十多人。當時，我們有三個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我才二十三歲。記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釗的弟弟一起經過大沙漠，坐的是運軍火的汽車，當時交通很不方便，我們在庫倫呆了一個多月，才回到內蒙古。②

①1983年10月21日*會見高理文、羅亞南夫婦時的談話。

①毛毛《我的父親*》上卷，第157頁。

②1982年９月14日*接見馮玉祥將軍親屬時的談話。

2。

當時我們二十幾個人是分三天陸陸續續進來的，我是第一批進來的，最後走的，在這裡待了六天，會議開了一天一夜。

當時我們二十幾個人是分三天陸陸續續進來的，我是第一批進來的，最後走的，在這裡待了六天，會議開了一天一夜。當時政局變化很大，決定一部分人舉行南昌起義，一部分人開這個會議。

八七會議前，我住在武昌三道街，那是黨中央所在地。會後，武昌局勢緊張，我搬到漢口，和李維漢同志住在一個法國商人的酒店樓上。那時我不是黨中央秘書長，一九二七年底我才當黨中央秘書長。這個時候我是秘書。那個時候，陳獨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書，我就算一個，以後沒搞齊。

首先要講八一南昌起義。會議是號召舉行全國武裝起義，會後在全國各地相繼組織武裝起義，雖然八一南昌起義在八七會議之前，但八一南昌起義也是體現八七會議方針的。①

①　1980年7月15日*參觀八七會議會址時的談話。

3。

我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艱苦，那是吊起腦袋在幹革命。我們沒照過相，連電影院也沒去過。我在軍隊那麼多年沒有負過傷，地下工作沒有被捕過，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但危險經過好幾次。最大的危險有兩次。一次是何家興叛變，出賣羅亦農。我去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後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後來羅亦農被槍斃了。

還有一次，我同周總理、鄧大姐、張錫媛住在一個房子裡。那時我們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發現了周住在什麼地方，要來搜查，他們通知了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志就趕緊搬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裡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裡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以後半年的

時間，我們連那個弄堂都不敢走。

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兩次危險。那個時候很危險呀！半分鐘都差不得！①

①毛毛《我的父親*》上卷，第193、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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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鄧墾談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找鄧小平時的情景

九三一年我到上海求學，臨走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