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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當總書記親自出面糾正了這些人之後，他們會略微節制自己的熱情，所以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城裡的人一切照常，根本沒有想到，不久會大難臨頭…… 我們七年級又來了幾個新同學。他們的家人從德國遷到蘇聯，因為那裡納粹掌權的威脅日益臨近。12月，在哈里科夫召開了全烏克蘭少先隊員代表會，我們學校也應邀參加。巴烏里是我們的少先隊輔導員，他決定將我們班扮成德國少先隊員。很可能，他是根據基輔共青團委的指示而這樣做的。當時，這類造假活動十分普遍。譬如，每次大型會議上，都有“廣東公社”的代表出來講話。每次介紹這些人剛剛從中國來，實際上他們在俄國已經住了很久。當時，人人都在說廣東公社的事，每個人都想在主席臺上坐一箇中國人。至於我們，巴烏里的主意多少還算符合實際。新來的同學的確是德國少先隊員。他們剛剛從德國來，所以甚至帶來了自己的旗幟。而且巴烏里本人是個地道的薩克森人。至於我們，雖然不是德國人，但完全可以充作德國人。巴烏里嚴格命令我們在路上裝作不懂俄語，只能說德語。 沿途各地都已經得到通知，說德國少先隊代表團正在前往哈里科夫，當時烏克蘭的首都。我們乘坐火車，佔了單獨一節車廂。沿途每個車站上，當地少先隊員和共青團員用樂隊、旗幟和鮮花歡迎我們。每次都在月臺上舉行短暫的###，我們用德語作簡短髮言。然後，按照通常所說的那樣，“進行了友好交談”，結果是，我們回答所有問題時，都握緊拳頭高喊“同志們！” 起先，演出這樣一齣戲時，我感到很不自在，但後來慢慢習慣了，甚至在哈里科夫的大型###上作了一篇反法西斯內容的熱烈演講，贏得全場鼓掌。 當時，我們兩人一組被安排住在哈里科夫少先隊員的家裡，所以，每天晚上，當全家都聚集在茶爐邊時，這才是真正的考驗。鄰家的小孩子們都跑來看“外國少先隊員”。由於不懂德語，他們邊說邊打著手勢，費力地解釋自己的話。我們當然完全明白他們所說的，同時要做出茫然不知的樣子來。我們拼命憋住了不讓俄語脫口而出。非常擔心在夢裡說出話來，好在我和自己的小朋友有一間單獨的臥室。對我們而言，這是個遊戲，所以，當自己人在一起時，便拿愚弄周圍所有人這些事來取笑。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經過一番認真思考之後，我得出結論，巴烏里以及其他的輔導員跟我們開了一個齷齪的玩笑：實際上，他們教我們撒謊，裝假，口是心非。這裡面沒有任何好玩的。也可能，這樣一種獨特的經驗為我們做了準備，在不遠的將來，全國上下想的是一回事，說的是另外一回事。 父親經常到哈里科夫出差，所以從那兒帶回來各種小禮物，裝幀精美的書籍，衣服等等。離開的那一天早晨，我也打算給家裡賣一些紀念品。走了一個商店，第二個，第三個。到處貨架空空如也。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基輔可是什麼都有的。而這裡，首都居然是一無所有。後來想在餐廳吃午飯，—那兒也一樣，除了煎蛋之外，選單上的其他各項都被劃掉了。 我們乘夜車回到了基輔。我給家裡人講了哈里科夫的事情，但媽媽對我說：“你不在的這段時間裡，咱們這兒也是東西全部不見了。我想不通，都弄到那兒去了……”我們還不知道，正在發生“大轉折”，並且全面集體化的時代已經開始。它恰似一把尖刀，切斷了新經濟政策這樣一個短暫的喘息時期。“消滅富農階級”，而實際上是消滅所有私人經濟的路線，引發了居民的恐慌。開始了大規模的搶購。當局則中止了供應。結果是，數日之內，商品被一搶而空。下一步便是大規模關閉私人企業，手工作坊，麵包房，咖啡館等。為了“穩定”局面，斯大林開始採取強硬措施。開始推行身份證制度，憑票出售食品，衣服也是憑專門的票證購買。擔任技術廠長的父親領到了“工作卡”，我和母親領到的是“贍養卡”。但是，領到的東西根本就吃不飽。很快，作外國人生意的“外貿商店”開張了。實際上，這只不過是為了榨取居民手裡積攢下來的金銀珠寶。人們別無選擇——要麼捱餓，要麼把自己內戰期間儲存下來的，以及新經濟政策時期購買的所有東西拿出來交給國家，以換取黃油、煉乳、麵包等。媽媽將僅存的自己祖父母的紀念物，以及父親用幾十個盧布買來準備鑲牙的沙皇金幣都送到了“外貿商店”。像內戰時期一樣，再次面臨饑荒。現在，一邊寫這些文字，我一邊在想，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宏偉計劃已經宣佈了六十年。結果呢？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會看見國家再次依靠票證制度。蘇聯政權七十年後，我國的人們排著長隊購買數量稀缺質量低劣的最基本的日用品。龐大的行政機器幾十年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