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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了些什麼。我的背上冒出了冷汗。 我再次走運了。但我明白了，不能僅靠運氣，應該自己注意。莫洛托夫發現了我張皇失措之後，用平靜公事公辦的語氣說： “拿上您的記錄，跟我走……” 這段時間一直呆坐著的打字員一溜煙跑出去了，我們倆來到臥室，並排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 “我來草擬電文，然後一張張轉給您，您拿記錄進行核對。如果有什麼想法，直接寫在紙片上或者給我寫紙條。我們工作時不能出聲。明白了？”“明白了，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請原諒……”“別浪費時間了。” 現在我們瞭解了莫洛托夫許多從前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感到困惑，為什麼他沒有追究這件事？因為在當時普遍懷疑的氣氛下，他可以推測，我故意用高聲口述的辦法給什麼人傳遞秘密情報。但他顯然將這歸結為我缺乏經驗。 回程的路上，莫洛托夫將我請進自己的包廂。傑卡諾佐夫跟他在一起。 “我們這裡商量了一下，”莫洛托夫開始說，“我認為，既然您參加了與德國政府領導人的重要談判，就沒有意義再回到外貿人民委員會去了。對於調到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您怎麼看？”“對我來說，這是巨大的榮譽。但我沒有受過專門教育，能勝任嗎？”“這並不重要，我們大家都得幹各種事情。回到莫斯科我跟米高揚談一談。我想，他不會反對的。跟德國人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情。也許，斯大林同志也需要您作翻譯。我調您到我的秘書處，作德國問題助理……”我的外交生涯就這樣開始了。 在那個時期——1939－1940年間——外交人民委員會里來了許多新人。莫洛托夫招來的一批外交官，戰後都出了名，譬如葛羅米柯，索波列夫，扎魯賓，古謝夫，維諾格拉多夫，斯米爾諾夫等等，都是理工科出身，鮮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他們甚至從未想過外交的前程。他們都是區黨委的派遣，或者像我一樣，由於偶然的機會到外交人民委員會來的，所以，有時會莫名其妙，他們的命運為何是這樣的。安德列·葛羅米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自問，他是個經濟師，何以會到外交人民委員會來，並提出可能的解釋說，他有時就有關國際問題開講座。但關鍵在於：三十年代末，在外交人民委員會的清洗與其他政府機構相比，一點也不遜色。由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和傑卡諾佐夫等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承辦斯大林交給的任務。這四人挑選並批准了初出茅廬的外交官，包括葛羅米柯在內，雖然他在回憶錄中僅僅想起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 1940年，當我轉調到外交人民委員會來時，那裡跟奇切林、李維諾夫共過事的外交官屈指可數。我們這些人佔據了前不久被鎮壓的“列寧式”外交官們餘溫猶在的位子。我是特別委員會的兩個成員——莫洛托夫和傑卡諾佐夫接收到外交人民委員會來的。顯然，馬林科夫對此沒有特別關心。但貝利亞記住了。難道正是因為如此後來我身上才出現了跟他有關的問題？ 在莫洛托夫的秘書處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十二月底，我被任命為蘇聯駐德國大使館一等秘書。 衛國戰爭開始之後，我重新回到了外交人民委員部，過了一段時間，我被任命為莫洛托夫的蘇美關係助理。這一次我的英語派上了用場。從那時起，斯大林叫我去做翻譯，不過不是莫洛托夫所預計的那樣，跟德國人的談判，而是跟美國人，英國人會談。  
飢餓年代（1）
我在少年時代便親身經歷了出於宣傳目的而集體造假的事情。 1929年，素以糧倉著稱的烏克蘭發生饑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幾乎要穿過成堆的屍體……全國開始實行票證制度，限制消費…… 為了生計，我轉調到“國旅”當導遊。 烏克蘭發生饑荒——這在從前是不可思議的。烏克蘭土地肥沃，資源豐富，人民勤勞，在內戰和“軍事共產主義”年代，雖然緊緊張張，但依然能夠養活自己，新經濟政策伊始，一季的收成就能夠讓人們吃飽，現在卻突然出現了饑荒！並且是在和平時期！ 1929年秋天，當我們從南方回到基輔之後，誰也沒有料想到會發生這種情況。到處都是琳琅滿目的商品。每個角落裡都是蔬菜水果攤販，國營和私人店裡商品極為豐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隨處可見一對對衣著華麗的情人，每到夜晚，劇場、餐廳、咖啡館和檯球室裡，擠滿了休閒的人。不過，這裡時不時也會看見“背口袋的”——這是從集體化“大獲成功”的那些村莊逃出來的人。但這些人被看作是因對抗政府而受罰被沒收財產的鄉村富人。各個報紙上刊登的斯大林的《被成績衝昏了頭腦》一文，造成了一種印象，即傳言中鄉村裡的過火做法，是那些熱情的工作人員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