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部分(第2/4 頁)
夫。他從我家直接去了克里姆林宮。而我當天休息。我們整理好房間,出去到街上逛了一會,帶謝爾蓋玩了玩雪橇,便早早睡下了。元月2日的凌晨大約三點,電話響了。莫洛托夫緊急召我去克里姆林宮。我毫不遲疑,叫了車,幾分鐘之後便進了秘書處。我向在場的人問了新年好,但很快發現所有的人都不做聲,表情陰沉。像往常一樣,我想不經通報見到人民委員,但是科西列夫請我稍候,自己進了首長辦公室。這一切都有些怪異。科西列夫終於回來,非常正式地對我說: “別列什科夫同志,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羅維奇正在等您。” 不知為什麼,所有這些一下子讓我感到很陌生,包括有一張長條桌和幾排椅子的接待室,還有人民委員的辦公室,似乎在過去的四年裡我不曾每天來過這裡。 莫洛托夫,就像1940年我第一次看見他一樣,低頭看檔案,桌上是一盞綠色燈罩檯燈。 我停在屋子中間,手足無措。 莫洛托夫抬起頭來,定睛看著我。最終他打破了沉默。 “走近些,請坐。” 我坐在寫字檯旁的椅子上,心裡七上八下:我做錯了什麼?但我已經明白:出事了。“你最近沒有父母的訊息吧?”莫洛托夫問道。 “43年11月去過基輔之後,我向您彙報過,在那兒沒有找到他們。可能,他們死了或者被納粹趕到德國去了,許多基輔人都是這樣的。最近我也沒有任何新的訊息。” “可是貝利亞認為,他們是自願去了西方。” “他有證據嗎?”“他有自己情報人員的報告作證據。貝利亞向斯大林遞交了一份報告,再次提到了你與波蘭領事館的接觸。結合到你父母的失蹤,他認為,出現了新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調查。因此,他提出你不合適繼續目前的工作……” 莫洛托夫停了一下,考究般地看著我。我似乎僵住了。貝利亞的“進一步調查”意味著什麼,不難明白。也就是說,貝利亞本人曾經建議我利用斯大林的好感認真對待大好前程,而現在我的前程全在他的手裡了。我突然感到很漠然:一旦事情發生了,再努力爭取也是毫無意義的。 這時,莫洛托夫接著說道: “我跟斯大林同志商量過您的事情。他也認為,在目前的情形下您不能繼續留在這裡,在最‘高層’的身邊。您必須馬上將所有檔案和保險櫃的鑰匙交給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在沒有決定您的問題之前,必須呆在家裡。再見……” 完了。我就像在雲霧中,摸索著走了出來,機械地開啟了保險櫃,取出了所有的資料夾,列了一張清單,我跟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都在上面簽了字,他們兩人甚至沒有告別,一下子就消失了。 留下我一人在房間裡。我坐在凳子上,努力地想理清紛亂如麻的思緒。我穿上了自己帶著人民外交委員顧問將軍肩章的制式大衣,戴上有帽徽的高頂帽,然後走向出口。 在克里姆林宮的斯帕斯大門口,值勤軍官拿過我藍色的小本。它可以使我透過任何一道門進入克里姆林宮,非同尋常地看了很長時間,然後說道: “我奉命收回您的通行證。” 這句話似乎永遠徹底地關上了我身後通往過去的大門。 我一言未發,來到了紅場上,然後在城裡漫無目的地遊走。我不能馬上回家。就像夢遊患者一樣,我在空曠的大街上走了幾個小時。妻子上班之後,我才回到家裡。謝爾蓋睡著,保姆在廚房裡忙活。家裡我不能呆。每天,我都出去在城裡逛遊幾個小時。整整兩週,沒有任何訊息。前不久的同事和許多“朋友”一陣風似地都吹跑了。夜裡,我等著敲門聲——因為貝利亞許諾要進行“調查”。 最終,1月17日,電話響了。是請我去《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編輯部。我鬆了一口氣。我跟這家雜誌打過許多交道。有段時間莫洛托夫曾是實際上的總編,他託付我為編委會準備材料,看文章,給編輯部轉交清樣和版式的修改。我也非常熟悉副總編列夫·阿布拉莫維奇·列昂捷夫,他負責雜誌的實際工作。 他非常親切地迎接了我,讓我坐在自己辦公室小桌前的椅子裡。 他說:“我們剛剛收到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斯大林同志簽署的決定的抄件。那上面說,您不再擔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助理的職務,轉調到《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工作。事實上,我此前已經知道了這個決定,但還是想等到正式檔案,然後再請你來。”   。。
貝利亞的報告(3)
我感謝了列夫·阿布拉莫維奇告訴我的情況,並說,雖然沒有經驗,但將盡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交給自己的任務。 列昂捷夫搶先說道:“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請我向您轉告一些想法。他建議在私下場合儘量不要談及您在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不要談您在他的秘書處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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