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2/4 頁)

處，藍色粗鉛筆大大地寫著斯大林姓名的兩個字母。在斯大林的桌上，跟粗大的文具並排放著一個青銅筆筒，裡面總是有一把紅藍雙色八稜大鉛筆。他把幾枝鉛筆拿在手裡把玩，似乎在練習半麻痺的那隻手。整個行政機構將毫無間斷地將他的批示付諸實施。 最近幾年裡，官僚行政機構公然不執行政府的許多決定和總統令，這種情形每每令人驚異。在斯大林時期，這種情形絕對是不可思議的。斯大林建立的行政體系，除了信仰和一定的熱情之外，基於三樣東西：紀律，恐懼和獎勵。不過，到四十年代之前，熱情略有減退。但恐懼被強化了，鐵的紀律得到了加強。同時，獎勵體系更為健全——就在當地形成了上層的特權。失去“甜蜜生活”的前景，是完成領袖指示的相當重要刺激手段。但更起作用的是一種意識——從做出了次品的工人，在集體的田地裡拾麥穗的農民，到部長甚至政治局委員，不執行“主人”的意志可能會賠上腦袋。所以，這個機制才運轉正常。 過了半個世紀，改革的思想才衝破藩籬。而當時，五十年以前，領袖名字的縮寫令所有的人戰慄並順從。有時候，檔案未加批示被退了回來，不是藍鉛筆，而是用紅鉛筆劃上十字：斯大林沒有批准上報給他的檔案。這樣的嚴重事件使莫洛托夫感到震動。他非常艱難地承受了許多“失誤”。我認為，那不是害怕可能的後果。因為當時莫洛托夫也許是“主人”身邊最親近的人了。 無論如何，他顯然明白，如果類似的情形重複太多，會引起憤怒甚至懷疑：本來應該跟他有同樣思維的人民委員幾乎在斯大林的腳下暗中破壞。我想，莫洛托夫大概因此而難過：他掌握著同樣的情況與情報，卻得出了與“主人”意見不一致的結論。他當然想也不敢想，自己是對的，而斯大林錯了。當時，領袖周圍的所有人都願意無條件地承認其正確，有時甚至都不瞭解問題的根本所在。可能是，他們真的相信斯大林。也可能是還記得，那些膽敢發表意見人最終的下場。 莫洛托夫對待自己的直接下屬平和，冷淡而禮貌，幾乎從未提高聲音說話，並且從未用過粗話，而這一點當時在“領袖們”的圈子裡司空見慣。但有時，如果某個年輕的外交官不能有條理地彙報駐在國的情況，他也能狠狠地申斥一頓，前者會嚇昏過去。那時，莫洛托夫用冷水噴這個可憐人，叫來警衛，把他抬出去到秘書處的辦公室，然後我們大家七手八腳在把他弄醒。不過，一般也就到此為止。闖禍的人惴惴不安地在莫斯科呆幾天，然後返回自己的崗位，此後也往往會得到職務上的提拔。我想，莫洛托夫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某種寬容，因為這畢竟是缺乏經驗的人，他自己親自參與了挑選的過程，於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對這些人承擔責任。任命不久之後再撤職，這樣會被“主人”理解為外交人民委員會人事工作中的嚴重不足。 不過，也有的時候，莫洛托夫認為有必要採取激烈而強硬的措施。就這樣，1939年8月與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之後，新任駐德國大使成了什克瓦爾措夫，此君以前是一家紡織研究所的所長，被區黨委派遣到外交人民委工作。1940年11月，當莫洛托夫到柏林與希特勒談判時，他首先召見了什克瓦爾措夫瞭解政治局勢。可是後者的報告是那樣的平庸，經過十分鐘談話之後，人民委員便叫他收拾東西回家。過後不久，蘇聯駐德國大使被任命為傑卡諾佐夫，並保留了他外交人民副委員一職。而嚐到了國外生活甜頭、苦於紡織行業平淡無味的什克瓦爾措夫，戰爭期間再三寫信給莫洛托夫，要求在“祖國的危難時刻”利用他的“外交工作經驗”。這些便函當然直接進了垃圾箱。 如果由於行政系統造成的疏忽或者缺點，斯大林發出指示要求“懲辦責任人”，那麼就應該立即找到犧牲物件，甚至無須進行長時間調查。而那些引起領袖哪怕小小不滿的人，則被無情地處置。 我回想起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給羅斯福發了一封電報，需要立即答覆。但是，過了一天，兩天，三天，美國方面什麼也沒有。莫洛托夫派我進行檢查，看看電報是否在途中耽擱了。負責傳遞政府檔案的，是外交人民委員會密電司司長，所以我找到了他。他做了查詢，然後通報說，電報順利到達了我方責任區的終點。接下來是美國人看管線路，由於從他們哪兒沒有收到任何訊號，所以應該認為，一切正常。不過我還是要求向美方問詢。原來，在他們一方發生了故障，因此電報遲了兩天才到華盛頓。考慮到戰爭時期，可能出現任何問題，於是我得出結論，沒有發生事故。我這樣向莫洛托夫作了彙報。“這是誰的錯？”他嚴厲地問道。“顯然，沒有人出錯，至少我方沒有人出錯……”“怎麼是沒有出錯？那我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