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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斯大林分子們可能將這個預言看作是領袖高瞻遠矚的見證。但是，我認為，他不過扮演了一個樂觀者的角色。在小圈子裡，那時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認說，“列寧的成果已經損失殆盡了”，災難無法避免。他用假裝出來的精神飽滿掩蓋著對人民的不信任，鄙視地將向他鼓掌的人群稱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歡、讓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萬兒女的生命，使他的預言成為事實。 斯大林對我的態度平和而冷淡。有時我會覺得，他透過我看東西，對我視而不見。我們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親自從兩個譯員中選一個。有時要跟美國人談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國人談時，則要我去——雖然美國屬於我的職責範圍，而英國由巴甫洛夫負責。也有過這種情況，即一連數週，不論是跟什麼人會談只叫我們兩人其中的一個。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倆都很不自在，每個人都神經緊張，猜不透：什麼地方使“主人”不喜歡了，什麼使他不滿意了。但過後一切恢復正常，對我們沒有做任何批評，而我們也沒敢問清楚。也可能，這是一個小小的遊戲，使我們始終緊張，保持在“健康競爭”的狀態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別。曾經有人講過這樣一件事：又一次，紅軍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總司令抱怨說，某個元帥幾乎每週換一個前線妻子。梅赫里斯問該怎麼辦。斯大林表情嚴肅但沒有回答。梅赫里斯以為斯大林正在考慮嚴懲的措施，開始為自己打小報告而後悔了。但是，總司令卻帶著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 “我們應該羨慕才是……” 還有，戰爭期間，斯大林時不時會用一個問題煩擾另外一個元帥：為什麼1937年他沒有被逮捕？元帥還沒來得及開口，斯大林嚴厲地命令說：“可以走了！”這樣直到戰爭結束之前重複了好幾次。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元帥的妻子都為丈夫準備一包棉衣和麵包乾，以為丈夫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亞去。終於到了勝利日。斯大林在將領們的圍繞下發表講話： “我們曾經有過艱難歲月，也有過勝利的歡樂，但我們始終會開玩笑。是不是，元帥……”——然後他說出那個不走運的“玩笑”物件的名字。 在給駐倫敦和華盛頓大使起草電報時，我往往會出現困難。電報草稿一般在會談結束之後，斯大林還在場時，馬上要準備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習慣，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見外交官的時間一般都很晚，有時甚至在黎明時分。會談一般進行兩三個小時，但電文卻不能超過兩頁。口述完畢，我再次來到斯大林的辦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後便籤發了。但也有的時候，他對我的草稿不滿意。這使他生氣。當然，他並不粗魯，只不過責備說： “您在這坐著，翻譯著，都聽見了，可什麼也沒明白。難道您寫的這些是重要的嗎？最重要的在於……” 不過他知道，我已經盡力了，但沒做好。所以，用簡單的一句話“再來一遍”打發我沒有意義。他會說： “拿筆記本，作記錄吧……”然後逐條口述自己認為重要的內容。 此後，起草新電文便十分容易了。不過，每次發生這種情況時，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揮之不去。 &nbsp&nbsp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與莫洛托夫共事（1）

我從翻譯的特殊角度親眼觀察到莫洛托夫與斯大林的關係。 莫洛托夫對自己的下屬十分平和，這在當時“領袖”身邊是很少見的。 我多次觀察到，每當自己的提議未獲得斯大林的贊同時，莫洛托夫都神經緊張。他會接連幾天陰沉著臉，十分易怒，所以這時候最好別碰到他手上。 西方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即莫洛托夫從未表現出任何主動性，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提示做事，以及李維諾夫推行了自己“獨立”的政策，他被解職之後這個政策便立即消失。當然，曾經有過許多細微差別，特色。但是，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秘書處，我研究了過去多年期間的案卷，最後確信，李維諾夫每件小事都要徵得黨中央委員會，也就是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批准。作為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享有極大的行動自由，也許，正因為如此才常常去找斯大林，這樣，有機會順便與斯大林協商這個或者那個問題。 一般來說，重要的檔案是由外交人民委員部的辦公室準備。相應的檔案由具體負責某個問題或者國家的副委員簽署，然後報告給人民委員。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莫洛托夫最後拍板。當然，這裡不排除他預先或者打電話，或者在別墅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但是，根據我的觀察，在大多數情況下，莫洛托夫都是獨立承擔責任。 就特別重要的問題準備好的檔案當然要傳送給斯大林。一般很短時間之後，檔案會被返回到人民委員的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