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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興趣。但我們的交往卻突然中斷。有一次,當我來到《MoscowNews》之後,卻沒有見到鮑羅廷。有人對我說,他已經好幾天沒來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週之後,才知道鮑羅廷被捕了。他被宣佈為日本特務,後來就失蹤了。 多年之後,我因為記者的事務到了中國。除了其他城市,我還去了重慶。那裡就像博物館一樣,儲存著周恩來和鮑羅廷的總部。牆上掛著許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們曾經使用過的各種日用物品。這裡還有鮑羅廷身穿制服、鑲在鐵框裡的一張照片——臉上表情勇毅,眯縫著眼睛,面帶微笑。我記住的他就是這個形象——一個忠誠的戰士,遭到斯大林劊子手毒害的許多人當中的一個。 我還去過西安。蔣介石的事件本身並沒有發生在城裡,而是在離城四十公里的一個名叫華清池、有溫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時候,在驪山腳下,有一個異國情調的花園,而在池邊聳立著明皇的宮殿,住著他的妃子楊貴妃——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儲存完好的貴妃亭旁邊有一排房子,蔣介石就住在那兒。夜裡,將軍們決定逮捕他。蔣的衛隊進行了抵抗,開始了對射。聽到槍響之後,蔣介石跳出窗戶。他企圖爬上山崖,卻卡在了石縫當中,就在那兒被抓住了。 1957年初,作為《新時代》的記者從莫斯科飛抵北京之後,我立即請外交部幫我安排採訪某個中國領導人。當然,我沒有指望會見到毛澤東,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元帥。信發出去之後,我便出發去旅行。參觀完重慶之後,突然想起了與鮑羅廷的談話,非常想見周恩來。可是,回到北京之後才知道,對我的要求沒有任何答覆。在出發去滿洲里之前,我決定在首都再呆幾天,並且在飯店訂了兩張(我自己和翻譯)看京劇的戲票。 劇場與平常一樣是爆滿的。開演之前,幾個穿著白大褂的檢票員從一個巨大的茶壺裡給觀眾沏茶。我們的座位是右邊起第五排。但是,我發現自己右手邊一個座位空著。燈熄了,劇場裡只有舞臺腳燈微弱的燈光。這時,一箇中國人坐在了我旁邊。我只能看清,這人跟劇場裡的觀眾一樣,身穿類似軍服一樣的中山裝,同樣的帽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觀眾的臉。我斜眼看見,旁邊這個人非常像周恩來。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否則劇場裡會驚動起來的。人們會開始鼓掌、呼喊。何況他如何能夠就這樣隨隨便便到劇院來——沒有警衛,沒有特設的包廂,坐在普通觀眾之間?但我還是彎腰問身旁的翻譯,坐在旁邊的是何許人也。他立即答道:“這是周恩來。” 我感到震驚。觀眾們緊張地關注著舞臺上的跌宕起伏。他們一點也沒有因年輕的共和國著名而且受人歡迎的領袖、國務院總理的在場而分心。他們的注意力被猴王與怪獸的搏鬥,一個名叫杏花的年輕姑娘與一個樸實的小夥子之間的愛情,以及她被強盜劫持等情節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邊漫不經心地看著演員的噱頭,一邊想著,中國領導人坐在我身旁該如何解釋?我能夠與他談話?幕間休息時他會呆在這裡,或者像來時一樣消失在暗色中? 大幕放下,燈光亮起了。中國的劇院裡一般沒有前廳。幕間休息時,觀眾直接走出劇院。劇場裡很快就空了。甚至沒有人朝我們的方向看過。我馬上想到:沒人認出他來!周恩來繼續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緊張。怎樣跟他開口?從何開始? 沒等我下定決心,他轉過來用流利的英語向我說道: “您是從哪兒來的?” 他當然知道我的一切。因為我事先在飯店訂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邊,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須有個話題來開始。當時,我已經做了雜誌的副總編輯,並且以特派記者的身份到中國來了已經半年。我這樣向周恩來做了自我介紹。 “你們的總編是誰?” 我回答說,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為總編,而在此之前,從雜誌創辦之時起,他一直是副總編。 “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經濟學家。我很熟悉他,曾經在莫斯科的東方幹部學院聽過他的課。請轉達我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願。” “一定。謝謝您。” “您知不知道,鮑羅廷還好吧?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知道會有這個問題,但是,當他提出來時,仍然渾身一震。周恩來是否知道他的悲慘遭際?我講述了我們在《MoscowNews》編輯部的多次相見,講他對重慶工作的回憶,以及他給我談及的有關“西安事變”的情況。 “是的,當時很困難。如果他們殺了蔣介石,中國又會重新開始內訌。而日本人則會利用這一點。並且對我們共產黨會造成不利的局面……鮑羅廷到底出了什麼事?” “確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許多人一樣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