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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機場。全程都為我們開了綠燈。刺耳的警笛聲時不時響起來。 機場大樓的所有陽臺上，擠滿了文字、攝影、攝像記者。他們顯然在期待著某種轟動性的東西。海灣航空公司一架飛往巴黎的“波音－747”班機在跑道上已經等了我們一個半小時。但是，我們未能馬上登機。 大使館的同事們跟我們告別之後，國務卿助理理查德·貝特將我們跟安德列帶入一間裝飾非常漂亮的房間，那裡已經有三個陰沉的陌生人坐在那裡。我們被邀請坐在桌子前，他們的對面。其中一個人提問。另外兩個人在作記錄。可能他們是心理專家？顯然，委派他們來，是要檢查一下，安德列是否處於某些藥物的作用之下，是否他自覺決定離開美國。可能，當局以為，如此隆重的、幾乎是“總統式”的送行會衝昏安德列的頭腦，他會在最後一刻又想留在美國。但是，這裡安德列表現得十分堅定，很快我們被送上了飛機。 我們和陪同到莫斯科的副領事的機票被登記在頭等艙。我擔心，其他的旅客會因為航班耽誤時間太久而對我們持敵意態度。可是當我們一干人進入機艙時，卻響起了友好的掌聲。乘客當中也有不少外國人，他們，當然還有大多數美國人向我們表示了同情和好感：畢竟我們是勝利者，爭取到回到家庭的懷抱。“波音”機長表示的好感也是令人愉快和非常實質的：一瓶香檳酒和一罐黑魚子醬。 飛機剛剛升空，我們跟安德列又陷入了記者的包圍圈。原來，飛機上的記者多過一打。對於我們免打擾的請求根本無人理睬。他們用各種問題來煩安德列，照相機的閃光燈使人目眩。最後，可憐我們的機長要空姐用毛毯像屏風一樣把我們隔起來。 在巴黎，我們立即轉乘蘇航直飛莫斯科的班機。但是，在布林熱國際機場上，上這架飛機並非易事。那裡也有一大批記者在等著我們。他們試圖把我跟安德列分開，所以我們一下子遠離列拉，她被推倒在地，她倒在地上，甚至沒有人扶她站起來。所有人都在追逐安德列，企圖在最後一刻把他跟家人分開。四面八方都是標語：“安德列，你還在自由世界。請選擇吧：自由或者是西伯利亞。”沒有人為父母考慮。&nbsp&nbsp　。。

永不癒合的傷口（4）

終於到達半空的飛機上，安德列躺在三個座位上，一直睡到了莫斯科。 在舍列梅傑沃，這裡同樣也有外國記者，我的兒子謝爾蓋和我的朋友們來接機。他們順利地把我們送到了位於伏龍芝沿岸街的家裡。在西方，圍繞著我們一家又熱了一陣，後來媒體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失事的南韓航空公司007航班上去了。 雖然當時蘇聯的局勢在逐步改善，我還是發現，“以防萬一”，我的書從圖書館和書店的架子上被撤了下來。我書稿被出版社退了回來。在一部有關戰爭年代外交的新的電視紀錄片中，那裡有相當一部分是對我的採訪，有字幕上我名字被緊急剪掉了。小心的人們在等待，不知道我們會出什麼事。 但是，真正的朋友卻是忠實的。特別是阿爾巴托夫幫了大忙，他跟我國當時的領導人安德羅波夫關係非常好。 很快，我被任命為《美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雜誌的主編。我的書稿被出版社要了回去，並且書也出版了。1985年春天，戈爾巴喬夫上臺，開始向人民說明，我們國內的情況一團糟。“改革”開始了。 1986年初，我被派往美國短期出差。這是徹底的平反。 安德列很快中學畢了業，上了航空工業學院。畢業之後，在航天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試驗員。但是，生意吸引著他，因此他開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安德列結了婚，1990年春天，他的兒子丹尼爾出生了。有一段時間，安德列與總部設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的一家美國石油公司合作，他到那兒出差去過幾次。 1993年初，安德列做了俄美合資公司的副總裁，銷售鑽井裝置。他幻想著能夠有大的成就，他曾經跟我說過，現在，當他自立之後，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安靜地住在達恰，讀歷史小說，隨意寫點東西：他會照顧我跟列拉的。 但是，命運卻做了另外的安排。安德列不幸被害。這發生在對於我們來說是不祥的月份1993年的8月。8月17日，在莫斯科的辦公室，冒充是朋友、憎恨安德列、妒忌他成功的狂徒射出的子彈撕裂了我們兒子的生命。當時他年僅26歲。安慰我們的，是他的兒子，我們的孫子小丹尼爾，那年他才三歲半。 感謝命運，我的第一次婚姻有兩個兒子：謝爾蓋和阿列克賽。 謝爾蓋使我高興的是，他沿著我的足跡走：我曾經給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擔任翻譯，謝爾蓋則是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的翻譯。並且謝爾蓋的女兒，我的孫女阿納斯塔西婭，像他的父親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