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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帶車藏在了什麼地方？或者，是些什麼超自然的東西？ 大使館的工作日結束了。領事跟我們一起又呆了一會，告別時，要我們如果得到什麼訊息，立即給他打電話。 剩下我們兩人，完全不知究竟如何是好。我儘量安撫列拉，雖然我也明白，我們倒黴了。我們的打算全都被打亂了。&nbsp&nbsp

永不癒合的傷口（2）

我在美工作的五年任期即將結束。安德列也將從使館的八年制中學畢業，應該在莫斯科升入九年級。由於美加研究所還沒有物色到接替我的人，我們已經定下來，八月底列拉和安德列回莫斯科，我留下來在華盛頓等待接任者。我已經替他們訂了機票。可現在這一切都懸在了空中。我們默默地坐在起居室裡，不知在等待著什麼…… 大約夜裡兩點，電話鈴響了。 “我在這兒，在大堂裡。你們下來吧，”我聽到了熟悉的聲音。“這是安德列，”我急忙告訴列拉。“教訓他一頓……” 安德列站在大堂裡，有些失神，並且我覺得眼睛有些浮腫。 “汽車在門口……我開不進車庫來。” 我們出來走到“奧爾斯摩比”跟前。似乎一切正常，只是速度表上顯示，在最近12個小時裡，汽車跑了幾百英里。看見他可憐的樣子，我什麼也沒有問安德列，泊好汽車，上樓回到家裡。列拉，她忘記了要“教訓”，撲上去親吻擁抱兒子。可他站著，不做聲，無動於衷。我最後問他： “是不是說說，你到底怎麼啦？” “最好明天再說。給我水。” 他一口氣喝了兩大杯水，用手背擦乾了嘴唇，很勉強地說出來一句話： “我困死了。” 他搖搖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間，倒在床上，衣服都沒有脫，一下子就睡著了。 那一夜，我們當然是一眼未合。我給領事打了電話。他也沒有睡。他的一句話使我感到刺痛：“我們希望，這事就這樣結束……” 早晨，無論我如何查問，他都幹了些什麼，他要麼故意不回答，要麼堅持說，什麼也不記得了。列拉和我本來應該去上班了，可是能不能把安德列一個人留在家裡？不得不帶上他。將兒子送到使館的小餐廳後，我上到二樓，向奧列格·索科洛夫通報情況，大使多佈雷寧在莫斯科期間，他是臨時代辦。 奧列格也對於此事是否會這樣過去，表示了疑慮。實在是太怪了。既有跟那個失蹤的蘇漢的結識，也有警察找不到我的汽車，還有安德列怪異的舉止…… 我們決定，為以防萬一，加快他和列拉的行期。恰好，第二天，蘇航有班機飛往莫斯科。我們跟奧列格關係相當好，我覺得，他在誠心誠意地要在這個困難的時刻幫助我們。 電話響了，奧列格拿起了聽筒，但是我發現他臉上的表情在變。他用感嘆詞作答，掛上電話之後，默默地看了看我，同情地說：“這是我們共同的朋友，《紐約時報》華盛頓記者站的萊斯里·蓋博。他剛剛拿到了安德列寫給里根總統一封信的副本。安德列請求在美國避難。這封信將在報紙的晚間版上刊登出來……” 我預感到了某種不祥，但這種打擊實在是出乎預料。那時，正是“冷戰”最激烈的時期，里根把我國斥為“罪惡帝國”。並且蘇聯外交官的兒子，即便他還是個孩子，向美國總統請求政治避難！這對於那些“冷戰”鬥士來說豈不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嗎！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可是，為什麼安德列跟我什麼都沒有說？ 也可能，這只不過是挑撥離間？不過，騷擾將會是難以忍受的。突然之間，我的兒子成了一樁醜聞的物件，況且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大眾傳媒的歇斯底里將是毫無限度的…… 奧列格打斷了我苦痛的思緒： “我想，最好你們全家馬上搬到大使館生活區來。記者和穿便服的傢伙們很快會到你在切維－切斯的家裡去的……” 我的腦子一下子還不能消化我們所發生事件的全部後果。就向在雲霧中一樣，我下到小餐廳，安德列正在那裡安靜地喝著可口可樂。很難不跟他急，可我還是忍住了。我必須平靜，這樣才能弄清所有情況。首先得去新聞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兒的《蘇聯生活》雜誌社工作。然後趕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趕到使館去。 我和安德列走到車旁。我儘量平靜地問道： “你真的給里根寫信啦？說實話。” “我記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國。我不喜歡在莫斯科的生活。這裡好玩多了。” “昨天夜裡你去哪兒啦？” “開車去紐約，想去找美國駐聯合國使團。拿了媽媽放在床墊底下的錢繳路橋費。實際上，全程都有巡邏車跟著我。警察衝著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沒有欄我。” “你看他們是否知道你的打算？” “也許。但是，在紐約他們不見了，而我迷了路，嚇壞了，後來決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