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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東方年輕人。安德列其時已經滿16歲，因此列拉非常驚訝，這二人之間何以有共同之處。安德列解釋自己與蘇漢的交往說，他們都喜歡搖滾樂，並都喜歡當時青年人的偶像麥克·賈柯爾。 記得，有一次，這是在1983年的8月初。我像往常一樣12點左右開車回家吃午飯。將汽車泊在地下的停車場，乘著列拉準備午飯的時候，我打算上到樓頂游泳池。穿浴袍時，聽見隔壁房間裡安德列的聲音： “爸爸，給我車鑰匙，我想去拿放在車廂裡的磁帶……” “鑰匙在門廳的小桌上，趕快上來，一起遊游泳……” 從這幢20層高的大樓上，可以看到城裡的美妙風景，以及地平線那邊的綠色山丘。游泳池邊放著藤椅和躺椅，地面鋪著花花綠綠的橡膠毯。在陽光下呆了一會，然後遊了一會，沒有等到安德列便下樓回房了。 “為什麼安德列沒有來呢？”我問列拉。 “難道他沒有跟你在一起嗎？他沒有上這兒來。去車庫看看，他可能在聽那個麥克·賈柯爾。” 在車庫裡，我在泊車位置沒有看到汽車。也許，安德列剛剛學會開車，他想玩會車，然後停在另一層？走遍了四層的車庫之後，還是沒有找到他。 安德列在哪兒？他會不會出事？車庫的大門自動開關，汽車進來時的縫隙足以使壞人潛入。發現男孩之後，他可能將其捆起來，推入後貨箱，然後駛出車庫。這種事情曾經有過，但我不願往壞處想。我走出門外，繞樓一週，又走了幾個街區，但是安德列和汽車都無影無蹤。 回到家裡，我問了列拉，安德列有沒有回來。她已經完全絕望了。他會去哪兒，那輛龐大的“奧爾斯摩比”又會到哪兒去？它可是用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的資金購買的。不過，汽車有保險，如果它被盜，錢還可以收回來。 最重要的，是安德烈怎麼啦？ 我們一口飯都沒有動，作了各種猜測。我們翻看了安德烈的記事本，偶爾找到了蘇漢的電話號碼。也許，他知道些什麼？我撥通電話之後，聽到了一個低沉的聲音： “我是蘇漢。” “非常抱歉打擾你。我是安德烈的父親。你最近見過他嗎？” “是的，我見過他。” “問題是，他現在不知去哪兒了。我的車也不見了。他會出什麼事嗎？” “我今天見過他。他好像打算去紐約……” 這真是胡說八道！我們一家三口前不久去過紐約，所以我沒有計劃再次去那。把這個情況講給了蘇漢。 “這可能是安德列的幻想。非常遺憾，我幫不了你們。” 如果安德列堅持自己可以開車到紐約，又該怎麼辦？我聽說，麥克·賈柯爾將在那裡舉辦音樂會。可是，安德列沒有駕照，他勉勉強強能夠開動汽車，根本弄不清楚複雜的路線。華盛頓與紐約之間的道路大多是收費的，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 在仔細考慮之後，決定先不打電話到使館引起恐慌，而是先找當地警局。十多分鐘之後，來了一位交通警。我解釋了情況，並告訴他，儘管這不大可能，但安德列現在可能正在通往紐約的某條路上。 “他多大了？”警察問道。 “十六歲……” “噢，這個年紀的人什麼事都乾的出來。他們腦子裡有時會有些怪念頭。不要擔心，我們會很快找到他的。您的車很容易發現，您是外交牌照。有特別巡邏隊觀察這類車子。您還來不及回頭，我就會把您的小逃兵送回來……” 他滿有把握，這使我們打起了精神。真的，像我那樣的車子不難找到，何況駕車的是個男孩子。但是，過了一小時，又一小時，而交警並沒有打電話來。又等了一個小時，我又撥通了警察局的電話。 “我們正在辦理您的事情，”他回答說，“不要著急，會通知您的……” 列拉已經徹底失神了。不得不通知我們的領事。那邊當然會驚慌：蘇聯孩子失蹤了！領事說，馬上到我們這兒來。要我們不出家門。又過了一個小時。顯然，大使館的領導們討論了別列什科夫家裡的“意外事件”。 領事最終還是來了。 “安德列回來了嗎？”他在門口精神抖擻地問道。 知道了安德列還沒有回家後，他開始安慰我們，列舉了各種類似的、順利解決的事例。列拉講述了安德列與蘇漢有些怪異的交往，以及後者推斷，安德列可能駕車去紐約。 “讓我跟這個蘇漢談一談。”領事說。 我撥通了熟悉的號碼。一個女人聲音答了話。“我能否跟蘇漢說幾句話？” “蘇漢已經也不在這兒住了，他出國了。”說完便掛上了電話。 “這很奇怪。”領事說，“如果蘇漢真的跟安德列的失蹤有關，那麼就大事不妙了……” 這一點不用他說我們也明白。為什麼警察到現在不能查清楚安德列的所在？為什麼外交牌照的汽車沒有被發現？要不這蘇漢是個強盜，劫持了安德列做人質，將他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