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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此次接見配備了三名翻譯，一是法語翻譯齊宗華，一是阿拉伯語翻譯鄭達庸，英語翻譯臨時選定由唐聞生擔任。唐聞生從一聽到這個訊息就連連推脫，最後因無人頂替不得不從命。可到了要進接見會場給毛澤東翻譯那一刻，忐忑了許久的唐聞生還是沒能控制住緊張情緒，幾乎虛脫。在周圍人的一再呼喚下，她才又睜開眼，被齊宗華等簇擁著，顫巍巍走向接見大廳。若不是廖承志救星似的來通知“主席不準備講話了”，唐聞生真不知道她的第一次會是什麼情景。

新中國成立後就給周恩來當翻譯的過家鼎，在回溯翻譯往事時曾揭過他的繼任者的老底，“冀朝鑄第一次給周恩來當翻譯，腿一直在發抖。”冀朝鑄在自己的回憶裡，則講了個他第一次給周恩來做翻譯就在中途被叫停“下崗”的故事。

那是1956年在歡迎尼泊爾首相阿查利亞的國宴上，禮賓司安排他為周恩來的祝酒講話做翻譯。周總理致辭有中文稿，冀朝鑄也拿到了英文譯稿，周恩來念一段，他就照英文譯稿讀一段。誰知周恩來看到講話稿裡沒有提當時陪同尼泊爾首相來訪的尼泊爾執政黨領袖，就臨時加了幾句讚揚尼泊爾執政黨領袖的話，冀朝鑄沒注意到周恩來突然脫離講稿，增加了內容，依然低著頭照著英文譯稿宣讀。周恩來立即發現了，回過頭來很客氣地對他說：“不對，不對，小冀你太緊張了，換一個翻譯吧。”結果周恩來祝酒講話未完，冀朝鑄就被從第一桌請到最後一桌，當著全體貴賓的面出了“洋相”。

吳建民的第一次，比唐聞生、冀朝鑄的情況要好一些。一來畢竟有了幾年在國際會議上唇槍舌劍爭論場面翻譯的礪練，連十分被動的情景也對付過幾回了；二來毛澤東與馬桑巴—代巴夫人的會面是禮節性的，內容不太多，難度也不大。吳建民說他當時內心一個勁地念叨：不要太激動，要鎮靜，要好好翻譯。關於那個第一次，吳建民還記得的是毛澤東主席身材魁梧，臉色很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自己基本上聽懂了。

1967　年9　月26　日到10　月10　日，剛果（布）總理努馬紮萊訪問中國，毛澤東會見了他，吳建民又一次為毛澤東做翻譯。而就是在努馬紮萊此次來華訪問期間，發生了一件影響中國和剛果（布）兩國關係的事件，毛澤東對此非常生氣，在和努馬紮萊見面時，就談到了這件事情，並嚴厲地批評了當時中國駐剛果（布）大使館的負責人。

事件的起因是在10　月1　日前夕，中國駐剛果（布）大使館按常例在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中國使館的負責人受國內正處於高潮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不顧所在國政府的反對，硬要在招待會講話稿中點名批評蘇聯。而且在講話中只提努馬紮萊的名字，對總統馬桑巴—代巴忽略不提。如此一來，剛果（布）方面強烈抵制，其內閣成員、執政黨政治局委員以上官員，工會、青年、婦女組織負責人，全都沒有出席使館的國慶招待會。

這是一起很不尋常的事件，中國使館的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產生中國介入剛果（布）內部鬥爭的誤解。因為當時總統馬桑巴—代巴同總理努馬紮萊在政見上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而且馬桑巴—代巴已經對努馬紮萊派力量發展過快心存忌憚。講話稿只提努馬紮萊不提馬桑巴—代巴，置正在中國訪問的努馬紮萊於十分尷尬的境地，亦將導致他與馬桑巴—代巴更加難以相處。

因此，毛澤東在會見努馬紮萊的時候，對努馬紮萊明確表示說：中國駐剛果（布）大使館“有人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將人家接受不了的強加於人”。吳建民說他至今還記得毛澤東的原話：“對這種大國沙文主義，我都主張整一整，不管它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按吳建民當時的猜想，毛澤東說的外國的大國沙文主義，應該是指蘇聯。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對大國沙文主義都極為反感。對這一點，吳建民在和周恩來總理接觸時，也分明地感覺到了。

毛澤東還特別關照努馬紮萊，請他回國後“問候剛果（布）總統馬桑巴—代巴”，“千萬要把問候帶回去”。吳建民後來得知，為中國大使館的這次錯誤舉動，周恩來也專門向努馬紮萊做了解釋。

為毛澤東做翻譯的情況不多，但在很少的接觸中，吳建民感覺毛澤東神思飄逸，語言特別生動，常常寓莊於諧地說出一些意味悠長富含哲理的話語。他稱非洲人是“有色金屬”，就一般人的理解，有色金屬要比普通金屬更稀有貴重，毛澤東以此幽默的比喻，表達了他對來自非洲的客人的友好和尊重。

在當時，吳建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好自己的翻譯，他還不清楚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