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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24　日，有周恩來批示的外交部報告以及所附周伯萍和使館的檢討，送到了毛澤東手上，他揮筆圈掉了報告中“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為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等語，改為“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還把報告所說周伯萍對錯誤認識“較好”改為“很好”。

毛澤東的圈改，根本改變了外交部報告對此事錯誤性質的判定，也使周伯萍的處境大為好轉。這就是“中國大使誤入以色列使館事件”，也被稱為“雅典事件”。

早在新中國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任外交部長周恩來就一再向外交人員強調：“外交授權有限，外交大權在中央。外交工作出了錯，造成的損失收不回來。”他的另一段話：“我們外交工作的任務之一是跟帝國主義，重要的是美帝國主義作鬥爭。外交和軍隊是鬥爭的兩個拳頭。外交人員就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要有敵情觀念，深刻保持警惕……要有嚴格的紀律，外出必須兩人同行。事先要請示，事後要彙報。”也被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奉為圭臬。因此吳建民拒絕蘇聯人邀請吃飯一事，在外1965年離開匈牙利之前在使館院子與韓克華大使（中）和同事林邁珠（左一）。

交系統絕非小事一樁。

中國常駐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總部的，只有一個代表，一個翻譯。除了本職的翻譯工作外，代表要見什麼人，都由翻譯負責聯絡。到其他國家開會出差，也是由翻譯去辦理簽證，檢視航線怎麼走，訂機票。代表請客吃飯，翻譯點菜，還要幫助端盤子。請客人到中國代表處來交談，泡茶、倒水也是翻譯的事。客人走了，還得刷洗茶壺茶杯盤子。這些看來都是小事，但其中有很多人際交流的學問。

吳建民剛到布達佩斯時，中國駐匈牙利大使是柴澤民。他走後，繼任者是曾經任湖北省副省長的韓克華，他和“雅典事件”的主角周伯萍同時進入外交界。他來到匈牙利後，經過接觸和觀察，感覺匈牙利的黨和政府並沒有緊隨蘇聯旨意敵視中國，相反私下裡透露了願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資訊，因此他很希望能更多地展開工作。

韓克華在與各國使節的晤談過程中，感覺到擔任翻譯的吳建民的外交潛質。因為那時當翻譯還有個任務，就是做記錄，對方講了什麼，中國大使講了什麼。這個記錄做得好壞，是很能反映人的才具的。他知道吳建民是外交部借調去團中央的，出於展開工作的需要，他給外交部打了個報告，提出想讓吳建民到駐匈牙利使館工作。

此時吳建民在世界青聯的工作和他本人的表現，已經得到全國青聯的充分認可。他們聞知韓克華打報告的訊息，也很想留住這個青年人才，據說甚至動用了當時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名義，給外交部打報告要求正式調吳建民到團中央工作。

一個年輕翻譯，使館也要，團中央也爭，顯然是個人才。兩邊的報告先後送到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那裡，他做的決斷也很乾脆：“回外交部。”孰不知他正是一位喜愛人才，也善於使用人才的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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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毛澤東（1）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第一次走近毛澤東那一刻，唐聞生緊張得幾乎虛脫/周恩來說：“小冀你太緊張了，換一個翻譯吧。”/“對這種大國沙文主義，我都主張整一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吳建民於1965　年8月離開了布達佩斯。

他走得很匆忙。在匈牙利將近四年，他竟然還沒有花點時間，瀏覽一下布達佩斯的城市風光。與“修正主義”的鬥爭佔滿了他的生活，連他在這裡掌握了第二、第三外語，其原動力也主要源自鬥爭的需求。離開世界青聯總部，就回使館，活動的範圍就在這兩點一線，而且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如果星期六晚上能放個電影，就很讓人高興了。”也許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環境，使年輕而活躍的吳建民能把全副精力投於學習外語。

其實從坐落在班促爾街的中國使館走過幾個路口，就有街心花園，春暖之後草木蔥蘢，花卉斑斕，雕塑掩映其間；獅子橋如巴黎的凱旋門一般威嚴壯觀，橫跨藍色的多瑙河；匈牙利議會大廈的設計匠心獨運，造型別致美觀……在鬧市區的“三一五”廣場，聳立著匈牙利著名愛國詩人裴多菲的雕像，雖然被百年來革命知識分子視為箴言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深深打動著吳建民，可親臨拜謁到臨了也只是他心中的念想。

直到又過了近30　年，吳建民因為出訪而再度置身於布達佩斯，他第四章才發現這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