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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總的說來也是好的。很多人認為：“對這樣的被告人，律師還為他們辯護，體現了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有的說：“律師的辯護是實事求是的，不是演戲，不是走過場，辯護詞有分析，有分寸，講道理，很有說服力。”他們說律師的辯護，“維護了法律的尊嚴，開創了好的先例，為今後律師辯護工作的開展創造了條件。”許多群眾反映，聽了律師的辯護，對某些被告應如何判刑有了新的看法。例如，某理髮店的理髮員對顧客說：“江騰蛟參與謀殺毛主席，罪行太嚴重了，本該判死刑。聽律師辯護，說得有道理，看來可以從輕一些。”

被告人對律師的辯護一般也是滿意的。如律師為吳法憲辯護，提出了有利於他的情節，根據法律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他的罪責，並提出他認罪態度好，請法庭考慮從輕判處。吳法憲感動得哭了，他表示：“律師在法庭上為我辯護，我更相信會得到公正的判決了。”他再三表示：“知罪、認罪、服法。”江騰蛟聽了律師的辯護後說：“我講三天三夜也不如律師為我辯的4條有力，至於我的罪惡，那是很嚴重的。”李作鵬也一再表示，律師的辯護髮言“說了公道話”，“是我的罪，我承認”。由此可見，律師的辯護確實起了積極作用。

從各方面的反映可以看出，律師的辯護起到了配合審判，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和維護法制的作用，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績，應當實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二）思想不夠解放，工作上還存在一些缺陷

儘管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黨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已經提出“解放思想”的號召，但由於人們的思想長期遭受禁錮，在粉碎“四人幫”不長的時間裡，解放思想問題難於很快解決，因而“不少同志的思想還很不解放”（鄧小平語）。在辯護律師中，部分同志認為只要順應中央意圖，服從上面安排就夠了，這種思想經過討論雖被否定，但思想不夠解放的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它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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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律師辯護的評價（2）

1。　心存顧慮，對應當提出辯護的論點沒有提出或不敢徑直提出。例如，起訴書指控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密謀策劃，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誣告周恩來、鄧小平搞篡權活動，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對此，律師曾進行了研究，認為王、張、江、姚分別是黨的政治局常委或委員，他們商議問題，向黨的最高領導人陳述意見，儘管內容是對周恩來、鄧小平的誣陷，但在做法上還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因而不應認為是罪行。儘管有這樣的認識，可是律師在為姚文元辯護時卻沒有提出。又如，律師認識到指控姚文元參與上海叛亂問題沒有足以認定的證據，應作無罪辯護，但又考慮到這樣一辯就推倒了姚文元的一大罪狀，事關重大，猶豫不決，不敢直接提出；後來中央政法部門領導同志指出，只要有證據就可以辯，才使律師的思想有所解放，作了無罪辯護。因而當時就有人指出，律師還有顧慮。

2。　怕出問題。當時對律師小組的活動作了種種規定，律師處處只能依照規定行事；並且要求律師的辯護“須有利於審判工作的進行”。這樣，律師的活動和獨立發揮作用，就不能不受到限制。所以律師只是根據案卷的材料找出為被告人辯護的論點，而沒有另外再找有利於被告人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在法庭調查時律師發言也不多，只在非常必要時才向被告人發問。至於傳喚新的證人到庭，則自始至終沒有一次提出這樣的要求。因而雖然研究瞭如何活躍法庭的問題，但律師在法庭上還是不活躍。對此，事後座談時檢察人員就有這樣的評價：律師思想不開放，作用發揮得還不夠。

3。　工作做得不夠主動，一半被告人沒有律師辯護。審理這樣的重大案件，被告人原則上以有律師為好。原因是：本案有公訴人支援公訴，從法理上講被告人也應有辯護人；再者各共犯之間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沒有辯護人的被告人，在訴訟中顯然處於不利地位，因此以有辯護人為宜。一半被告人之所以沒有律師辯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工作上看，主要是思想認識不夠以致工作做得不夠主動的關係。本案被告人過去雖曾身居高位，卻沒有法律知識，不懂得律師的作用與職責，他們生怕請律師辯護，會被認為態度不好，受到重罰。所以應在這方面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使他們對請律師辯護有一個正確認識，爭取做到他們委託律師辯護或者法庭為他們指定律師辯護。如果絕大部分被告人都有律師辯護，這對於加強法制，進行法制宣傳都有好處。沒有做到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