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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東方迷住了麥克阿瑟一樣，吉田對西方也著了迷。

他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其他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一道，急於透過發展與外國的關係，為增進他自己國家的利益找到一條捷徑。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生活就是許多世紀以來鼓勵接受外國影響，但不允許它們瓦解日本立國之本這兩方面互相結合的產物。

從七世紀起，中國就對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日本的政體、軍事組織、土地改革、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和文學藝術的模式。從十九世紀起，日本又與美國有密切的關係。這在許多方面與日本和中國已有的關係類似。這種新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貿易的繁榮，珍珠港事件和巴丹半島上令人痛苦的歲月，廣島和長崎的創傷，以及戰後年代在商業方面和確保安全方面錯綜複雜的合作關係等方面。

用吉田的話來說，“日本的決定性世紀”始於1854年。當時，日本人看到了美國海軍准將伯裡的船隊的甲板上矗立著加農炮，深信他們不應該再頂住要求他們加入現代世界的行列的壓力了。不久，一群維新派人物廢除了幕府時代將軍的統治——它代表軟弱的天皇，統治日本達二百七十年之久。維新派使明治夭皇復位，讓他到東京古老的宮殿裡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的宮闈原來一直被限制在政治上如一潭死水的京都。

明治天皇和他的顧問們認識到，現代化是使日本免於象中國的一部分初印度支那那樣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的唯一道路。他們也認識到，現代化管理有利於帶來經濟上的繁榮。這樣，在十九世紀後期，日本開始用很長時間認真地觀察美國和西方，很快就借鑑了教育、法律、農業和管理等方面的經驗。

明治維新派創造了一個尚有許多明顯侷限的民主制度。它更接近於德國的俾斯麥的民主，與美國或英國的民主不同。西方的這一套移植到了東方，但還不完善。西方的民主雖然被介紹過去了，但是東方的極權主義還陰魂不散，日本還存在著形式上的天皇。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出現了經濟危機，國際上對日本的敵意也增加了，這使人數極少的一群軍國主義者得以利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義浪潮，奪取了政府的權力。

軍國主義者——吉田稱之為“穿制服的政客們”——獲得控制權以後，命令人們服從他們，就象一個世紀以前的幕府時代一樣。他們控制了皇位，並利用它的權威發號施令。

吉田生於1878年明治維新的激烈變動之中。雖然他出生在東京附近，但是他的原籍是日本最小的島嶼上的土佐縣。

上佐的男人們以伐木和航海為業，在那個崇尚齊心協力和禮儀的社會里，他們是狙魯的，具有粗曠的性格。上佐人被稱為“日本的巴斯科人”；吉田象來自土佐的其他子弟一樣，也具有粗魯的性格。後來，他因為在政府工作方面作風蠻橫，被稱作“獨斷專行的吉田”。

吉田是一位與明治維新密切相關的上佐人的第五個兒子。

日本被佔領期間，長子繼承權被廢除了。在此之前，長子以下的兒子們經常被別的家庭收養。吉田的養父是一位叫吉田謙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歲時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實的家產。

1906年，吉田從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職業外交官。或許是由於他的鄉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國供職，那裡是外交官們升遷的一條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從家裡繼承過來的高標準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顧問。

牧野作為日本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讓四十歲的吉田同他一起參加活動，這大大地提高了這位年輕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懷著對威爾遜的門戶開放政策充滿樂觀的態度去凡爾賽。根據威爾遜精神，牧野建議在條約中加進明確規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權利的條款。但是，對日本和它日益增長的海軍勢力深感疑慮的英國在美國的支援下，否決了這一條款。吉田發現，明治維新的理想主義和門戶開放政策，都敵不過戰後國際關係中的嚴酷現實。他悲傷失望地回國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吉田，是在1964年。當時，他邀請我到他在大磯的莊園吃晚飯。時已八十六歲的這位退休首相長時間地回憶了他在凡爾賽的經歷。他說，他經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能夠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觀點，那麼，歷史的程序就會不一樣了。我發現，吉田從未因有這些經歷而使自己對英國和美國耿耿於懷，這給予我的印象尤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