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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如此巨大的感情力量、面對那麼多觀眾，無非是為了使理性的辯論黯然失色。電視特別願意撲捉諸如流血計程車兵或者捱餓的孩子這類戲劇性的、富於感情的場面。人們經常要在各種不同的痛苦後果中作出艱難的選擇。電視把人們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一種後果上，這嚴重地歪曲了辯論，實際上是愚弄了選舉。電視以連續劇的語言那樣自信地播放伊朗的人質危機，以至人們最終接受以全國掛黃緞帶來代替國策。電視對越南戰爭的一邊倒的現象，或許是一個限制我們進行多種抉擇的最重大因素，以至使這場戰爭延長了，並最終被輸掉了。

除非電視加強責任心，較準確地反映現實，否則不管哪個人，只要他想在今後的年月中負責地進行領導，就會面臨非常艱難的時刻。

然而，電視確實也給領導人提供了方便，這也許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機時刻。電視使領導人直接面向人民，在每個起居室中與他們見面，在不受新聞記者和評論員干擾的情況下，把他的問題向人民提出。他只能偶而這樣做，在評論員接過話筒之前，那怕是幾分鐘，他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解釋自己對形勢的看法，說服人們接受必須採取的行動方針。如果電視掌握在能熟練應用它的人手裡，那就可能成為一種強有力工具。總統在危機時露面，本身就是一種內在的戲劇性的場面，這種場面穩定了群眾，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這時，他必須儘快使觀眾理解他的講話，因為一般二十多分鐘左右，聽眾就不大耐煩了。但他確實偶而有那樣的機會。

宿命論和“大人物”對待歷史的研究，實際上，可能各有可取之處而不是全部正確。

歷史確實有它自己的勢頭。當執政的“領導人”只知道用沾溼的食指伸向空中試探風向時，歷史將不顧他們，繼續沿著自己的方向前進。但當對未來有明確的見解並有力量來支配國家的領導人掌權時，他們可以改變歷史的程序。這時歷史猶如荒野中的一系列足跡，這些足跡表示一個人首先到了那裡，並引導其他人也跟上來。

偉大的領導人激發起激烈的爭論。他們贏得了堅定的朋友，也樹立了死敵。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來看待同一位領導人，各種看法相互矛盾，或千變萬化，這都不值得大驚小怪。

領導人總是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他是一個擔任公職的人，又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在幾百萬人前露面，也常同他依靠治理國家的少數人打交道。這一小部分人可能看到他作為普通的人的一面，也可能沒有看到過；他必須經常盡力在每個細節上做得既對廣大群眾有說服力，也能為內部這一小部分人所佩服。在與各式各樣的選民代表接觸時，盟友和政敵可能看到他的不同方面。三個瞎子和一頭象的比喻，應用在人們如何觀察領導人的方式上是恰當的。每個瞎子都摸到象的一部分，並由此而作出推斷。同樣，每個批評家、每個評論員、每個政敵、每個盟友都只接觸到領導人的一個方面，並據此作出自己的推斷。

薩達特援引過一句阿拉伯格言，這句格言說：一個統治者如果是公正的，那他很自然地會遭到一半臣民的反對。所有領導人都有反對者，所有人都希望由歷史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有些人的名聲在離職後增大了，有些人的名聲卻減小了。在歷史的定論中，有時巨人變成侏儒，有時曾被貶為微不足道的小人又成為偉人。哈里·杜魯門1953年不擔任總統時遭人蔑視，但今天，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領導人。

歷史的最後定論並不是一下就作出的。它不僅要好幾年，甚至要幾十年或幾代才會出現。領導人很少有生前就能聽到這個定論的。赫伯特·胡佛是個例外。在美國曆史上，沒有一位領導人受到過如此激烈的中傷。在朋友眾叛親離、敵人惡毒誹謗的處境中，他終於戰勝了逆境。在他的暮年，他比那些低毀者的形象更高大。他的一生說明了戴高樂最喜愛的沙夫克里斯詩句中的一個真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懂得白天多麼光輝燦爛”。

本書中所有的領導人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有自己的力量和弱點，美德和惡習。我們只能猜測歷史學家一個世紀後將如何評價他們各自的遺產。這部分地取決於誰贏得這場世界性的鬥爭，誰來編寫歷史。但是這些領導人並沒有在戰鬥中退縮，他們進入了競技常正如西奧多。羅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所說的：批評家無關緊要，那些數落鐵腕人物怎樣犯錯誤、實幹家應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慮。榮譽屬於這樣的人，他真正是在競技場上，滿臉汗水和血汙，他勇敢地進行鬥爭；他犯過錯誤，一再失誤：因為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