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部分(第3/4 頁)

於最佳狀態。杜魯門去了西暗礁，艾森豪威爾到科羅拉多或喬治亞，肯尼迪去了哈尼斯港，約翰遜到了他的得克薩斯州的牧場。為此，他們都受到了抨擊，但他們不應受這種抨擊。一位領導人，重要的並不在於他在辦公桌旁坐多長時間，或辦公桌擺在什麼地方，而是看他所作的重大決定是否完滿。

如果一場高爾夫球遊戲能使他精神愉快，那他應該撇開檔案批閱工作，奔赴高爾夫球常一位領導人取得成功的幸運的因素中，機遇可能是最關鍵性的。

不同的文化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領導人，不同的時代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領導人。很難設想迪斯雷利能在八十年代的美國贏得選舉的勝利，就此而言，康拉德·阿登納或喬治·華盛頓，也很難設想能取得成功。

有時，一個人假如早生或晚生幾年，他也許會成為傑出的領導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我深信，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理查德·羅素，要是在他的南方的籍貫尚不剝奪他的資格之前出現，他有可能成為迄今為止美國最傑出的總統之一。事實上，他是參議院裡幕後很有影響的人物。他是林登·約翰遜的贊助人，經他個別指導和出主意約翰遜終於進入了白宮。在我擔任參議員、副總統和總統期間，與其他參議員相比，我更重視羅素的意見。除在民權問題上，我們很少有分歧。在國內問題上，他是一個溫和的保守派，在國防和外交政策問題上，他是一個強硬的有遠見的實用主義者。

在另一些場合，羅素也做出了表率。他是在衣帽間裡，委員會的會議室中，在私下會晤裡進行指導的，他甚至很少在參議院議員席上發言，儘管當他發言時，整個參議院都洗耳恭聽。

他運用得極為漂亮的並不是作實際決定的權力。而是影響；他運用這樣的影響以致使它變為權力，就羅素而言，他的影響來源於其他參議員和總統對他懷有真誠的敬意，也來源於他的過細的準備工作、注重細節以及對參議院和參議員的廣泛瞭解。

新世界的一個特點是事物以越來越加速的步伐變化著。一個國家在一個發展階段需要一種統治著，下一個階段可能又要求另一種統治者。這些階段有可能接二連三地迅速到來。從領導人在歷史上的影響來觀察，及時下臺有時可能與及時上臺同樣重要。

如果恩克魯瑪在迦納獨立後把職權交給其他人，那他可能會作為一個英雄而光榮下臺，現在也仍然是一個英雄。如果不是死亡縮短了納賽爾的統治，那他的名聲也許會比今天更大。

很有可能，戴高樂1946年退出政府是最明智的一著，這樣，直到1958年召喚來臨時，他在政治上仍然是無懈可擊的。喬治·華盛頓知道什麼時候該離職。他的拒絕競選第三任總統確立了一個傳統，一直延續到1940年，這個傳統一度中斷過，後來寫進了憲法。林登·約翰遜1968年宣佈退出競選時，全國為之震驚。作為一個在以後四年中面臨席捲全國的大風暴的人，我認為，不管約翰遜是如何憎恨退休，但在那時下臺是幸運的。如果他繼續執政的話，那將會遭到無情的抨擊。

不同的制度需要各種不同的領導人，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美國在與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中一向存在一種錯誤趨向：以西方民主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政府，以西歐的標準來衡量各種文化。西方民主的發展和生根經歷了好幾個世紀，它的道路不是筆直的或是穩妥的。歐洲的自由的發展時斷時續，一個時期向前發展了，另一個時期又被推了回來——三十年代西歐部分地區及近幾年的東歐都出現了這種情況。

在世界各國中，民主仍然是例外，不是普通現象、正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尼·J·柯克帕特里克所指出的：“實際情況是世界上的大多數政府，按我們的標準來衡量是壞政府。這些政府不是也從來不是民主的政府。民主在世界上一直是很罕見的。按我們的標準，大多數政府是腐敗的”。我們必須從大多數獨裁和極權統治的國家中學得更會識別事物。每個專制的統治者至少把他的一些反對者投入監獄，不管他是為剝削他的人民還是發展他的國家。但在為進行侵略而武裝起來的人和竭力維護和平的人之間，在波爾波特的和伊朗國王的進步的家長式統治之間，存在著極其重要的差別。有些是好鄰居，有些是壞鄰居。有些人是寬厚的，有些人是惡毒的。這些差別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重大的。

我們不喜歡專制統治，但對許多國家來說，在現階段簡直沒有別的切合實際的選擇。如果明天早上民主就在沙烏地阿拉伯或埃及降臨，其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