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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授權的亭，明天就不一定有必要，他應有讓需要隨著重點轉移的靈活性。他必須有把擺到面前等待決定的事推開不管的本領，無論這些決定本身看來是多麼重要，但卻妨礙他處理該自己高度負責的事件的能力。

這種情況與打棒球有類似之處。許多好的擊球手希望打平均數，力圖以一壘打把他們的平均數進到三百。但是他們並不是那些成為報刊頭條新聞或在公園中吸引成千人的有名的擊球手。著名擊球手雷吉·傑克遜一家，他們打得有把握；他們不追求平均數，而是爭取贏得比賽全域性勝利的本壘打。領導人必須安排他的生活，集中精力，頭腦裡只有一個壓倒一切的目標，進行幾場大的拼搏。這些拼搏，會使自己名垂青史。他可以安於平均數，打出一般水平。如果他拼命想把每件事都做好，那就不可能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他就不會出人頭地。如果他要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他必須把精力集中在重大的決策上。

伍德羅·威爾遜在擔任總統之前，曾在一篇演說中把思想家和實幹家區別開來。據我觀察，在政界中，常常是思想家不能實幹，實幹家不善思考。最理想的人物是威爾遜這樣的人。

他是一位有創見的偉大思想家，在他年富力強時，也是一位果斷的實幹家。總的看來，我所認識的現在已經成功的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既是思想家又是實幹家。法國的哲學家亨利·伯格遜曾告誡說：“象思想家那樣去行動。象實幹家那樣去思考”。

能在思想和行動之間維持恰當平衡的時期，也是領導素質發揮得最好的時期。毫無疑問，邱吉爾、戴高樂、麥克阿瑟、吉田茂、德·加斯佩裡、尼赫魯以及周思來等都是果斷的實幹家，同時又是深刻的思想家。從一些對阿登納的膚淺的評價中可能會得出結論：阿登納是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實幹家，但作為一個思想家，他與其他人不是一類。事實上，瞭解阿登納的人會承認，這樣的評價是謬誤的。他不表露知識分子的那種優越感，那些看不到這一點的人是不瞭解在公開外觀掩蓋下的這個普通人。

甚至連容易感情衝動的赫魯曉夫，通常也思考先於行動，儘管他象勃列日涅夫一樣，沒有顯露過哲學上或理智上的極大的深刻性。而且，領導俄國共產革命的那些人——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既是實幹家，又是思想家。斯大林沒有這樣的名聲，但研究過他的背景的人發現，他至少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領袖。儘管如果沒有他們所取得的成就，這個世界的境況也許更好些，但是這三個人仍然高居於歷史名人中。

羅伯特·孟席斯曾對我談過他怎樣嚴格安排自己的一天：平時每天有半個小時，星期六和星期日一個小時用來讀書，作為一種享受。這不是消遣，他閱讀的是歷史、文學和哲學。這種閱讀可使他從各種報告、分析以及時事閱讀的羈絆中掙脫出來，時事閱讀對一個領導人來說既費時間、又勞心神。我自己雖然把一天安排得不太精確，但也堅持為這種閱讀留出時間，甚至在危機時期也是這樣。如果領導人要保持高瞻遠矚的能力，那他必須立足現在回溯過去。當危機最緊迫時，尤其需要這種回顧，因為這是最需要從過去看清未來的時候。在一些有志當政治領導的年青人間起他們該做些什麼準備時，我從來勸他們去研究政治學。相反，我勸他們鑽到歷史、哲學、文學中去——去探求、去勞神費思，並開闊他們的眼界。透過閱歷可以更好地瞭解政界或政府中的一些最出色的人和意外事件。但閱讀的習慣、思考的訓練、嚴密的分析方法、社會準則的結構以及哲學的基椽—這些是一位未來的領導人，在開始受教育時就要認真吸收並在生命的其他時間裡繼續下去的。

我的良師益友、已故的埃爾默·鮑勃斯特甚至在九十歲時還很機警，並有超人的記憶力。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記得這樣清楚。他回答：“我是懲罰我的記憶力”。他不作筆記，而是在過了一天之後強記談話，強記所有細節。他也提醒我說，腦子就象一條大肌肉，越鍛鍊，越發達，不鍛鍊，它就要萎縮了。

我所認識的偉大領導人中，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酷愛讀書。閱讀不僅增強和啟發智力，而且還開動和鍛鍊了頭腦。今天那些坐在電視螢幕前昏昏然的青年，不可能成為明天的領導人。觀看電視是被動的，閱讀是主動的。

另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都是勤奮的人，是那種一天干十六小時的人。對一個領導人來說，很容易陷入工作時間過長這個最危險的陷阱。有人因此成功，但大多數人需要脫身，一陣，變換一下環境或改變一下節奏，以便在需要他們時仍然精力充沛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