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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年輕的阿登納與四個朋友在農村遊玩時的一張照片上看到，孩子們把他們的下巴都埋在乾草堆裡，他們都頑皮地咧著嘴在笑。只有阿登納的臉上顯出嚴肅、憂鬱的表情，這種表情由於他的顴骨和嘴巴下面的深深的陰影而顯得更為突出。但是在鏡頭裡，他揮舞左手，舉起的左手正好超過了草垛頂部。這是典型的阿登納，雖然他故意地表現出含蓄和超然，也還是自得其樂的。

我第一次見到阿登納是在他1953年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他當時七十六歲，他那沒有表情的臉上布著纖細、勻稱的皺紋，這些皺紋象是沙層濾過的清澈見底的溝水。儘管臉上還保留著從前那種超然的寧靜，但又非草垛上照的那張臉了。四十一歲那年，他的司機有一次不小心與電車相撞。有著特有的禁慾主義的阿登納自己從破損的汽車裡爬了出來，鎮靜地向醫院走去，他的臉上全是血。只受了點輕傷的司機卻被用擔架抬走了。。

阿登納的顴骨碎了，面部其他處也受了傷，這次事故使他看起來更嚴肅了。後來許多作家把他的臉描寫成象中國清朝官員的臉。這是一個極其貼切的比喻，用老的庸俗的有關東方人的神秘莫測的話來描寫阿登納是再恰當不過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負有盛名的美國第一任駐德國的高階專員約翰·J·麥克洛伊另有一種描寫。他告訴我：“他有一張堅定的、不以苦樂為意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臉，他看上去像格羅尼莫。”

由於阿登納嚴肅的外表，他的許多批評者，甚至是對他了解不多的支持者都認為阿登納是無幽默感的，甚至是冷酷無情的人。但是儘管他不是一個愛用雙關語的、或是拍別人的背以示親密的人，阿登納的內心裡是一位充滿同情心的人，一位敏銳的、具有文雅的幽默感的人。

阿登納很少把精力浪費在不重要的問題或無望的事業上。

同樣，他習慣於將他的幽默服務於某種實際的目的。1959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在白宮為前來華盛頓出席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葬禮的外國貴賓們舉行了一個招待會。阿登納在招待會上看見我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站在一起，葛羅米柯是剛從陷入僵局的關於德國和柏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飛來華盛頓的。阿登納向我們走來，我輕鬆地向他講述，許多人說葛羅米柯和我長得相像。

這位總理笑著說：“很對，為此我有一個打破日內瓦僵局的建議。你坐上葛羅米柯的飛機回到日內瓦去，讓葛羅米柯留下來作副總統。那麼，我相信，我們就能打破這種僵局。”這話使總是鬱鬱寡歡的俄國人也發笑了。

儘管阿登納是說了句開玩笑的話，這恰恰是蘇聯在日內瓦的不妥協態度的生動的描繪。許多年後，當他已經下臺，他曾用幽默的語言對他的接班人路德維希。艾哈德的政治敏感表示失望。在確定某一天會見一位記者時，他問道：“我們是討論嚴肅的政治問題，還是艾哈。德總理？”

1917年，汽車事故後他住在黑森林療養院療養時，兩名市政官員曾來探望過他。當時，市長的職位已空缺，市參議會想讓阿登納接任這個職位。該代表團的使命是讓阿登納參加有關市政事務的談話以便判斷這次事故是否影響了他的大腦。他卻很快地領會了來訪者的用意，告訴他們說：“先生們，只是從外表上看，我的頭部還不太好。”這些官員們笑了，並把這項任務當場交給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科隆市一片混亂。阿登納立即把它接了過去。

一開始，這位四十一歲的市長手頭工作很多，忙於為居民和退伍士兵找到足夠的糧食和住所，使人民在國家被打敗和德國皇帝退位後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情況下，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當生活恢復正常後，阿登納就著手從事修復科隆珍貴的古代文化和建築的宏偉計劃。他興奮地告訴一位朋友說：“在政治大動盪時期特別適合於新的創造性冒險行動！”他的注意力已經超越了德國邊境。他把他的城市看作是聯絡德國和西歐的一個新的紐帶。

甚至在那時，為了讓他的同僚們能一起來實施他的計劃，他有時表現得既足智多謀而又狡詐。1926年他要在萊茵河上架設一座吊橋，但是市參議會的大多數成員卻想建造一座拱橋。

他找了參議會中共產黨的成員們，告訴他們架設吊橋會象列寧格勒的吊橋一樣呈現她罕見的和特殊的美。阿登納實際上一點也不知道列寧格勒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