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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阿登納和戴高樂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像的。兩人都是身材高大，各方面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兩人都十分虔誠地信仰宗教。兩人都是忠實於家庭的人。兩人都有巨大的內在的力量，外表都很莊嚴。兩人也都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人。

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戴高樂是一位優秀的作家，阿登納則不然。戴高樂雖然最初以一名軍事領袖為人所知，他基本上是一個內省的知識分子和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家。

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善於思維的人，阿登納則基本上是一個實幹家。阿登納經常用幽默和令人愉快的玩笑使一場嚴肅的討論活躍起來，我想不起戴高樂曾經這樣做過。

最重要的事是，這兩位戰後的巨人彼此尊重，共同合作從而消除了法國和德國之間幾個世紀的宿怨。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單獨作到這一點。在他們各自的國家裡他們同時執政，這是幸運的歷史事件之一。

阿登納告訴我，他不同意他的朋友戴高樂關於美國必須從越南撤走的觀點。他巧妙地問道，如果我們不支援南越，那麼，諸如德國人是否能堅信我們會繼續支援他們。但他接著又說，如果我們留在越南，則我們所做的恰好是蘇聯人想要作的。他說：“俄國人並不想試圖幫助你從越南脫身，他們要你們留在那裡。他們要拖垮你們，除非有其他的因素改變了這種局勢使得這樣做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是不會幫助你們的。”

他嘲笑某些德國和美國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提出的建議，即增加西方與蘇聯的貿易將會帶來和平。他的含蓄的評論是“買賣畢竟是買賣。”我不能不同意。僅僅依靠貿易是無法確保和平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貿易伙伴突然成為死敵。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見到他時一樣，他現在主要擔心的是蘇聯人的侵略政策。他關注著蘇聯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條道路。他指出，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德國，下一個是法國。另一方面，他說他們認識到了他們的最大的敵人是美國。

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別犯錯誤，他們想要這個世界，整個世界。他們尤其想要歐洲，他們知道為了得到歐洲他們必須摧毀德國。我們需要你們幫助我們保持強大和自由。但是你們也需要我們。”

他對當時正在談判的禁止核擴散條約表示懷疑。他指出，摩根索計劃會導致德國工業的永久性的毀滅。馬歇爾計劃建成了德國工業。現在，禁止核擴散條約在事實上限制了德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的潛在能力。蘇聯肯定認識到這一點。在一個十分坦率的時刻，阿列克賽·柯西金對丹麥首相承認，“只有當德國人簽了字，這個條約對我們才是重要的。”

阿登納批評德國外長維利·勃蘭特的東方政策：試圖採取一系列“小步驟”改善與蘇聯集團的關係來緩和緊張局勢。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樣，直到他臨終前還告誡不要上俄國人提出的“和平”倡議的當。在他看來，一場共產黨的和平攻勢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透過戰爭贏得全勝的戰術。

他比較詳細他講述了關於蘇中關係。他追述了赫魯曉夫曾經表現出幾乎是一反常態地對將來中國的威脅的擔心。赫魯曉夫告訴過阿登納，“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萬中國人並且每人都靠一碗飯而生存。”他說到這一點時，他的雙手做了端碗的樣子。他認為赫魯曉夫最怕中國人一旦獲得原子武器，他們不僅對蘇聯而且對世界各國都是一個威脅。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上講，阿登納幾乎看不出中國人和俄國人之間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他說：“他們都想要統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經提出過的觀點，只要蘇聯保持更為強大的軍事威脅，美國就應該傾向中國。

在我們這次會見後一個多月，阿登納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詛。他的兒子保羅後來告訴特倫斯·魯裡蒂，阿登納在臨終前非常憂慮，但決不是憂慮他自己。他擔憂歐洲的不團結和軟弱無能，擔憂核戰爭的危險，擔憂人民成為他們錯誤觀念的犧牲品。他想要繼續戰鬥。我後來從他女兒利貝特口中知道，我是見到他的最後一名美國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歡迎他來美國的美國人一樣。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當的時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諸實踐則又是一國事。阿登納的偉大之處就是由這三部份所組成。

他的觀點是，面對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國家之間要確立夥伴關係，以及在西德社會內部要確立謀求繁榮昌盛、保護自由的夥伴關係。為了避免重複由於國家之間的敵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紀政治和社會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