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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能夠接受他的邀請。1963年夏天，尼克松夫人和我以及我們的兩個女兒育六個星期的休假，其中包括在德國的停留。我在波恩的總理辦公室拜訪了阿登納，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當時只有他信賴的翻譯在常我向他講述了我對歐洲總的印象，並描述了我第一眼瞥見柏林牆時的沮喪心情。接著我們訪問了法國，阿登納特別要我轉達對他的朋友戴高樂的最良好的祝願，自從五十年代他們第一次見面後，他對戴高樂已經產生了無限的愛慕和敬意。他對下月將簽字的禁止核試驗條約表示了審慎地支援。但是他告誡說，蘇聯願意簽訂這個條約，絕非反映了它的擴張主義目的會有什麼變化。

然而，使我吃驚的是，這個共產主義的不妥協的敵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美國不應該“把它的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應該與共產黨中國逐步建立友好關係作為牽制蘇聯的擴張主義。

在我們談話中，我第一次悲傷地注意到他已經失去了一些在我們以前談話中一直是那麼明顯地流露出來的很高的熱忱。

繼柏林牆的危機，他的黨在選舉中遭到猛烈的攻擊後，他屈服於一些年輕領導人的壓力，許諾兩年後下臺。現在那個時刻迫近了。他很快就不再執政了，對他的繼承人他幾乎沒有什麼信心，而在他全面地實現他的聯合的、穩定的自由歐洲理想之前，他將離開舞臺。

1963年10月，阿登納在聯邦議院上作了告別講話。當他講演完畢，整理好講稿，從內閣席的椅子上站了起來，直挺挺地、嚴肅地走到分配給他的議會席的桌前。在他放棄總理職務的權力時，他的忍耐是可貴的，他的臉部是異乎尋常地無表情，但是他的內心處於混亂之中。雖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時間為建立一個繁榮、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礎，但在離職時，他卻深感不安，因為他擔心，他所已經建立起來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繼承人，路德維希·艾哈德雖然是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經驗。與此同時，阿登納認為是不祥之兆的事態發展在國際舞臺上正在漸露端倪。上月內，美國和加拿大宣佈打算向蘇聯出售價值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和麵粉。僅在他向聯邦議院所作的告別演說前二天，他堅決要求肯尼迪總統在蘇聯沒有作出任何表示諸如有關柏林等問題的讓步之前，決不要批准這樣的買賣。那年夏天，他告訴我恰恰是他擔心的事發生了，當他提到緩和這個詞時，他顯然在顫抖。

他說：“我為談論緩和一事而感到厭倦和害怕。”

對西方某些天真的領導人和輿論製造者們把緩和看成威懾的替換物；而不是如我們倆人所堅持認為的、沒有威懾就沒有緩和的觀點的這種傾向，他和我一樣都對此表示擔心。

我們的最後一次會見是在1967年我到歐洲進行實地調查旅行期間，那是在1968年總統競選之前。

在1963年辭去了總理職務後，阿登納在1966年也放棄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主席職務。作為一種禮遇，在聯邦參議院裡給了他一間小辦公室。當我走進這間辦公室時，他的外貌使我震驚，這位老人第一次實實在在地成為一個老人了，他已被剝奪了權力，不再能主宰他的國家的命運。他幾乎是非常消瘦，他的筆直的姿態已經惡化到明顯的彎腰曲背了。但是這位九十一歲的老人沒有失去一點點思想上的警覺。當我走進房間時，他從房間的那一頭走過來和我擁抱。然後他轉過身來，雙手仍搭在我的肩上說：“感謝上帝，你來了。你的訪問像是來自天堂的嗎哪。”

我看到了牆上的一幅“雅典的衛城”油畫，阿登納說：這幅畫是溫斯頓·邱吉爾畫的，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在八年前給蘇茲貝格看過的杜勒斯的照片。互相說些打趣的話後，我們開始了關於世界政治的認真討論。

對戴高樂身後的法國他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他說，“戴高樂不是反美的：他是親歐洲的。”他指出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百分之四十的法國人願意同蘇聯的關係更好一點。他相信，只有戴高樂能守住這條反左的防線；一旦他去世，左派必然會在法國取勝。

約翰·麥克洛伊告訴我，阿登納對戴高樂的欽佩近乎對英雄的崇拜。他有一次訪問了這位法國領導人在科隆貝的家後，他對麥克洛伊用敬畏的聲調說：“當我敲門時，你知道是誰來開的門嗎？不是助手也不是僕人，而是戴高樂本人。”我認為，在他的頭腦中，他把夏爾·戴高樂想象成為他自己的第九世紀的英雄查理曼——或者有時被稱為夏爾偉人的直系後裔。

就像阿登納和杜勒斯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