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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國家繁榮昌盛，那個東方政策正如實踐所證明的那樣未能達到它的設計師過分樂觀的期望。

六十年代，隨著冷戰的緩和，“相信俄國人的話”在西德和別的地方流行起來了，就是對諸如柏林和德國統一問題上，俄國人的建議比起阿登納的更容易接受了。許多人堅持認為，在東歐的蘇維埃帝國不再是反對西方侵略的緩衝區，並認為，只要我們能向蘇聯表明我們自己的和平誠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東歐和東德人民的自由，都會得到保證。赫魯曉夫在1955年談到納粹侵略俄國的罪行時曾企圖把這一類貨色兜售給阿登納，但是這位總理沒有買他的賬。然而，這一姿態愈益增加了他的繼承人的東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儘管有這個東方政策，蘇維埃帝國依然存在，蘇聯的冒險主義已經升級而毫不減弱。

作為當今自由歐洲的一名領導人，阿登納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於那些繼承他的人們。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來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個遙遠的角落裡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戰火，而是蘇聯進入波斯灣寶藏地區的一次無恥的嘗試。他不象許多歐洲人當時那樣用狹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認為對於向歐洲輸送燃料的石油威脅是超越歐洲盟國的合法利益的範圍。而認為它在事實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納為之奮鬥而創立的北約組織的局勢。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圍防線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帶很快就會陷落。

同樣，對1981年的波蘭，阿登納不會把它看成是國內的政治問題，而會看成是蘇聯想永久征服一個有獨立思想的、歐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種肆無忌憚的嘗試。他會把波蘭人民的被鎮壓看成是一種國際犯罪行徑並會作出相應的反應；對今天的西德領導人來說，如果他們從另一個方向看得遠一些，也許會消除令人遺憾的煩擾之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東方政策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為西德找到一條補償波蘭人民在納粹手中遭到的災難的途徑。既然波蘭人民現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難，西德人民也只能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當然，這些假設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辯論的。在西歐有了象阿登納這樣的領導人，蘇聯人也許會對自己進行冒險而又不受到懲罰這一點不那麼有信心了。阿登納一向以“冷戰的鬥士”而著稱的。並且他由衷地滿意這個稱號。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來審視一下歐洲的話，由於整個歐洲的不團結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會同意說冷戰已結束。他會說其中有一個戰鬥員已經停止作出努力去贏得這場冷戰。

如果他聽到中立主義的談論，是那樣地使人緬懷三十年代的歐洲，那麼他會羞愧得低下頭。他相信歐洲會因為試圖“坐在兩張椅子之間”而跌斷了脊樑骨；歐洲今天還存在的脊樑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阿登納和他法國的夥伴的努力的結果。每當一場危機發生時，歐洲的團結似乎是令人吃驚的脆弱，諸如阿富汗和波蘭事件等就足以證明阿登納的繼承人已經忘記了他向歐洲發出的預言的緊迫感：它面臨的危險比它過去曾經遇到過的都要大。

沒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聯盟內部的現狀更使阿登納感到震驚。1955年，阿登納和他的大多數同胞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此快地被接納進歐洲聯盟是一大榮譽。今天，北約組織許多成員國，包括西德在內，吹毛求疵地說，他們將要花費多少錢去資助這個聯盟或嘮叨他們是否為遏制蘇聯不讓它超越波蘭和東德以外，而允許北約導彈設定在他們境內。同時，東方政策繼續存在；甚至當蘇聯逼近波斯灣時，俄國的天然氣會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納對所有這一切的反應會很簡單的。他會為包含在東方政策中的這個建議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國對歐洲的威脅之大與蘇聯相同。他常告誡歐洲人當他們接近東方時，他們是面臨著切斷與西方的生命線的危險。他還會說，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來並不是你的那些朋友們獻殷勤，特別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頭來成為你不共戴天的敵人，那未，這樣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與戰後歐洲的其他兩名巨人，即邱吉爾和戴高樂相比，呵登納有時被描寫成相對地無特色和無趣味的。除了這種看法是膚淺的和不公正之外，這種描述遺漏了兩個重要之點。第一，法國和英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而德國是戰敗國。戴高樂的傲慢和衝勁十足的誇張的言行與這位第五共和國的奠基人和領導人的品行相稱，但是這些品行對於這位戰敗的德國領導人是極其不相稱的。同樣地，雖然阿登納也具有他自己的銳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象邱吉爾那樣僥倖成功地在許多方面得以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