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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搞革命時，也只不過是二十三歲的小夥子：當時的統治者卻是一些上了年紀、又有經驗的人。他們比我們學問大，但我們掌握的真理比他們多。”

在那些年月裡，許多青年人由於缺乏受教育的機會和沒有錢而備受挫折。他們帶著一種復仇的心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將成千上百的學校和工廠付之一炬。哲學家林語堂將“革命總是吞噬他們的孩子”這一陳詞濫調顛倒過來，評論道：“在中國，是孩子們在吞噬著革命。”

毛澤東的紅衛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毀現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機構。作為總理的周思來正好居於這一機構的頂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近五十萬紅衛兵包圍了人民大會堂，實際上把周思來軟禁起來。周思來憑著他那種一向鎮靜沉著的精神，與來包圍他的人進行了長達三天兩夜的馬拉松式談判，渲洩了他們的不滿，平息了他們的火氣，使人群終於逐漸散開了。

基辛格1971年秘密訪華歸來後，對我說過：周思來在談到文化革命時，幾乎隱藏不住他內心的苦悶。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周思來是為了實現建立平等的社會這一遠景而鬥爭的第一代領導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漸進地推行經濟現代化的領導人。因此，他一方面贊同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目標，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後數十年內滿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國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須實現中國經濟的現代化。

正象埃德加·斯諾所說，周思來是“一位建設者，而不是一位詩人”。當週恩來看到紅衛兵的怒潮摧毀了他精心奠定的現代化基礎時，他一定會感到非常的痛苦。

中國人懷念周恩來，可能是把他看作一位把黨和國家擰在一起的偉大的調和者。然而，世界上的人懷念他，則是因為把他看作中國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國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談判中，天生的靈活性、對國際權力鬥爭原則的熟悉和熱切堅定的思想信仰這些品格集於周思來之一身，此外，他對外國情況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遠矚的歷史洞察力和極其豐富的經驗。所有這些，使他成為當代最卓越的外交家。

在外交事務上，毛澤東給予周思來以相當大的自由和許可權。1972年，在我和毛澤東的晤談中，當涉及到特定的國際問題時，毛就對我說：“這些問題不應在我這裡討論，而是應該和總理會討論。我和你只討論哲學上的問題。”因此，我後來和他的談話雖然涉及到最高階會談的議程的全部問題，但都是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討論的。最為有趣的是，在我和周思來隨後舉行的會談中，周思來總是引用毛澤東的話語，以此作為他在談判席上所持立場的指導原則。

中蘇分裂和中美建交，是形成當前全球戰略平衡的兩大外交事件。周思來則是這兩個事件的中心人物。導致中蘇破裂的論戰的起因，歸結起來不外是哪個國家在共產主義集團中應居首位這個問題。作為第一個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1917年起，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了，它死抱住自己的優越地位不放。中國可能已經成為第二個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但毛澤東和周思來顯然不甘心屈居第二位。

誰居首位的問題，既表現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也表現在一些象徵性的問題上。蘇聯成為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後，其領導人要求中國在外交上也跟著它的指揮棒轉，因為中國需要蘇聯核保護傘的保護。蘇聯領導人也把核壟斷當成對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不大不小的威脅。在共產主義世界裡，蘇聯的核武器既是其盟國的保護罩，又是懸在它們頭上的劍。

因此，中國想要發展自己的核武器是不足為奇的。中國人要求蘇聯給予技術援助，蘇聯開始時勉強同意了，後來索性撕毀了協議。

在一些象徵性的問題方面，中國領導人認為，在與蘇聯打交道中，任何不平等的關係都無異於向野蠻人叩頭。1957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會議以後，周思來氣憤地抱怨說，赫魯曉夫也應該學學漢語了，免得談話老是用俄語進行。赫魯曉夫辯解道：“可惜漢語實在太難了。”周恩來憤怒地回答：“俄語對我的困難，並不亞於漢語對你的困難。”

在1961年蘇共代表大會上，中蘇分歧公開化了。當時赫魯曉夫企圖譴責阿爾巴尼亞，因為阿爾巴尼亞一直頑固地堅持走斯大林的道路，無視克里姆林宮的新路線。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觀察員，反對赫魯曉夫這樣做。周思來可能已經意識到，如果持獨立思想的阿爾巴尼亞今天受到譴責，中國明天也將受到譴責。

在那次會議中，赫魯曉夫發動了對斯